明初国家新建不久，各项规章制度皆还在探索阶段，各部门的权力调整也非常普遍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先入为主，以为六部都有固定的职权范围，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而这个权力范围，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
事实上，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同为刑部，朝代不同，职权范围相差很大
隋唐时期，大理寺审判犯人，刑部复核
到了明清，则截然相反，刑部审判，大理寺复核
即使是在同一个朝代，不同年代，不同皇帝治下，职权都是天壤之别
朝廷对各部权力范围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要将刑部一分为二，新设法部，如此之大的变革，还是极为罕见的
朱允熥对此早有腹稿
“审判之权，移交法部，刑部只负责抓捕犯人，无权审判”
虽然这个时代有三法司会审的制度，但在实际上操作中，除了朝堂上极为瞩目的大案要案，一般的案子，刑部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所谓的死刑都必须经由大理寺复核，都察院全程监督，基本上形同虚设
在判案审案上，刑部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
但在朱允熥看来，抓人，审案，定罪，全程操之于一个部门手中，多少有点太远于儿戏了
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一开始抓错了人，后面多半是不会认错的，而会将错就错
如此一来，冤假错案必定不少
将审判权从负责抓捕的机构和人员手中剥离，是至关重要的监督措施，也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监督
其他的巡察，检查，都远远比不上
不仅仅中枢需要如此，地方也一样
“都按察使司亦一分为二，另设法司，专司审判”
“府衙则设法科，县衙设法房，负责审判之问”
“法科亦如同刑科一般，既受县衙管，亦由法司辖制，双重管理”
“日后审案判案，原则上地方主官，皆不再介入”
“无特殊原因，地方主官不再升堂审案判案”
“若事出有因，要详细记录在册，上报上级，陈明原由，并留好档案，以备复查”
“除此之外，凡擅自介入审案判案的地方主官，一经发现，严加查处”
“为杜绝冤案，法部可另外派遣法官外出巡回审案”
“外出法官不受地域限制，可纠正地方上的冤假错案”
……
朱允熥将自己的方案，细细讲述
对于双重管理，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基本上就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在此之前，中枢对地方部门从来没有进行过垂直管理，地方上的权力，都在地方主官手中
进行垂直管理，无疑是极大的改变
至于办案与审案分开，以杨士奇和姚广孝的聪慧，自然是一听就懂
听朱允熥说完，杨士奇赞叹道：“太孙殿下考虑得极为周到，这个法子甚好”
姚广孝道：“办案审案分立，天下冤狱，可少七成太孙殿下此举，善莫大焉”
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办案和审判要分开，要不然，朝廷也不会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为了方便，还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务都是主官一把抓，分开没有意义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办法，相对加强其独立性，又禁止主官随意介入，性质就完全变了
办案和审案判案，才能实现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档案呈交上级，说明原由，这也使得他们不敢随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审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监督之权，一旦发现有冤假错案，地方主官就会主动纠正
这与自己审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样的
何况垂直管理后，上面的控制将大大加强，也能杜绝地方贪污腐败，或者询私情枉法裁判的问题
“那法部的人选？”杨士奇问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将周志清暂代法部主官”
“至于大理寺，其职权也进行调整”
“日后大理寺主要负责制定律条，以及对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