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0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0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