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李贽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现，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李贽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只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贽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贽和职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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