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礼法、律令、人情、共识，付之一炬。”
“浮诞不经，以恶为美，混淆人物，虚无主客，此大谬与世！”
“要说推陈，始要从王龙溪之学说推而弃之。”
龙溪，指的是王畿。
可以说这位是影响力最广泛，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宗师。
不说格物，不说修习，只讲悟道。
其主张通俗言之，便是“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要我觉得”一句而已。
可谓是消解共识的第一宗师，在某些特定群体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
但如此风靡三十载，也到了被反噬的时候。
像这样受到同道的口诛笔伐都是常态。
钱德洪与其时常较气，也是由此而生；顾宪成一小辈，都肆无忌惮将王畿的学说与李贽的，立起来一起批判。
如今皇帝说要推陈出新，袁洪愈同样是第一个将王畿拖出来打。
王畿极有涵养，对此反而含笑以对，示意袁洪愈继续说。
“至于出新……”
“王门正统在钱绪山，其恢宏师说，论学宗旨主阳明晚年所陈，事上磨练。”
“以‘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在。’立论，力陈在事上‘行著习察’，以达在认识上泯灭‘气拘物蔽’。”
“王门别宗李卓吾，独辟蹊径，开普世之说。”
“以‘抽象天理于人，人以实践明道’立论，主张人在理上格知，贴合世情。”
“朱王兼修在薛方山，取‘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具于心’，‘格物穷理，先知而后行’二句，融会贯通。”
“整合朱、王，主‘务从实践’，身体力行，而后求诸本心。”
“子曰，心即本体，子曰，格物致知。”
“如此，钱绪山、李卓吾、薛方山，岂非殊途同归于朱子？”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格与致、物与知，并非某一事物或学说，而是一种极致意义上的整体存在，称之为理。”
“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
“与二程不同，朱子着重发现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体之状态，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达到物我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超脱。”
“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
“如今看来，若欲推陈出新，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过得不好的时候，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其根本，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
礼乐崩坏，就讲三皇之制。
诗坛不兴，则念巍巍盛唐。
经学陷入迟滞，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以我为尊，理学的好处，自然使人憧憬。
钱德洪晚年转向，与王龙溪决裂，口称“吾党于学，未免落空，细处堪磨，始知自惧”。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