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些出于理性的需要而预设的视角，以及假定的原则，并不能说服所有人。
因此诸多学派之间，才有了诸多纷争。
若是看到了论辩双方的主张都有根据，会让人犹疑不定。
若是人们对于这一纷争失望，则会走向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是道学丧失生机，糜烂腐朽的最大因素。
无独有偶，大洋彼岸，二百年之后，同样会走入相同的境地——虽然一者的行而上学是物理学之后，一者的形而上学是伦理学之后——可惜结果有所不一样的是，此处在异族入关后，道学失去了焕发新生的可能。
而如今的道学，正是要重新定论，进行自我审视，继而走出这个困境。
这是朱翊钧现在推波助澜的事。
或许，他想的也不一定对，但谁让他受国之不祥呢？
朱翊钧敲了敲椅子上的扶手，发出些微声响。
“袁公之本体，在于天理。”
“薛公之本体，在于良知。”
“王公之本体，泯于虚无。”
“李公之本体，抽象于世。”
众人的注意力，本身就留了一部分在皇帝身上。
此时皇帝一开口，众人立刻止住了争论。
眼中闪烁惊疑，静静等着皇帝开口。
“我以为，人之本体为何物？”
朱翊钧自问自答：“在乎认识！”
道学形本质上是“伦理学之后”，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认知哲学的模型而已。
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认识论问题，也不是为了借此来追求“真理”，以便获得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知识，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根据和认知上的辩护。
在老子那里，在认识论上只限于一种“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的直觉观照，只要凭借这种观照，就能“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直击形而上的本体。
到朱熹，当其说出“格物致知”，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工夫”时，常令人误解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其实与客观事物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通过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伦理体系中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而已。
到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便更是如此了，已然抛弃了认识论，直奔心性感悟。
而伦理学之后，需要向哲学靠拢，最直接的关系，便在于认识论。
所以。
道学需要在认识论上，重新开发。
继而从伦理学，慢慢走向一门真正的哲学。
朱翊钧再度重复道：“在乎认识！认识事物的因果，是人最超然的本真。”
“就如薛公所说，石头发热，是我们认识到是太阳之照射。”
“也如王公所说，万物皆映照于心，分隔唯我之外。”
众人静静看着皇帝。
“人之本体，以认识而自现；格致外物，以认识而通达；纯粹理性，以认识而存在；实践经验，以认识而映照。”
“区别我与世界的因果，是‘我’的本体所在。”
“格致万物的因果，是内圣外王最根本的途径。”
“依托纯粹，将经验化育为‘知’，是因果最直接的体现。”
“自我与世界，先天与后天，皆以认识而联结。”
“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万物？”
“由思维建立起来的、人性的意识内容，首先并不显现在思想的形式中，而是显现为情感、直观、表象的形式。”
“这些并非是朱子的‘知’，王子的‘良知’，因为还不够纯粹。”
“袁公说格物致知，当如何来格？”
“薛公说先天之能，当如何变现？”
“王公说我思故我在，又如何映照于‘思’？”
“李公说遵循于世，当如何将道德抽象而出？”
“以予愚见。”
“超越万物之上的纯粹抽象的性质，理当可以成为运用于具体事物之上以获得真理的工具。”
“譬如良知的普遍形式，便是普通的知性无须指导也能够作出分辨。”
“无论仁也好，义也罢，任一良知应当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承认的原则。”
“其判断形式，理当是先天而普遍的。”
“而认识的形式，也当有最为普遍应用于认识的‘工具’。”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经将人伦道德通过天地万物的变易而来的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这是儒门的必修科目。
至于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与尊卑贵贱男女和贤人之德究竟有什么关系，易经并没有论证，当然也不需要论证。
这是伦理教化的模型，只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
好在如今已经失效了。
朱翊钧可以强行拽着如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