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鉴往知来：柴荣与“三武”的同与异（2/2）

柴荣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御案。待众学士说完，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深邃：“如此说来，三位前代帝王，其举措或源于宗教纷争，或夹杂个人好恶，虽皆有强国之需，然起因皆不如朕之单纯。”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坚定而清晰：“朕今日所为，非因不喜浮屠，非为崇信黄老，更非与僧侣有私怨。朕之所虑，仅在二字：‘实’与‘虚’。寺僧数十万，不耕不战，虚耗国帑；铜像万千，无益民生，虚占财用。当此天下未定，生民涂炭之际，朕必须去虚务实，将每一分人力、每一寸铜铁，皆用于开拓天下、养息百姓之实处！朕之诏令，条分缕析，何寺当废，何僧当留，皆有法度可依，非为滥施暴力。留存合法寺院，亦是此理，导人向善之正法，朕不废也。”

众学士闻言，纷纷颔首。他们听懂了皇帝的弦外之音：与前三次灭佛相比，周世宗此次行动，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动机的纯粹性：几乎完全基于现实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剥离了宗教斗争和个人信仰的复杂因素，是一场冷静的、理性的国家资源再分配。其二，政策的法制化：不是一场情绪化的宣泄，而是通过系统、详细的诏令来推行，有标准、有步骤、有区别（如保留敕额寺），更侧重于“限佛”和“管理”，而非简单的“毁灭”。其三，程度的可控性：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如太武帝时期），主要针对财产和制度，而非人身迫害。

这番比较，让柴荣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他不是简单的模仿者或重复者，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更成熟、更务实的方式，处理帝国与宗教关系的实践者。五代乱世，政权更迭如翻饼，如何有效地汲取资源、巩固政权，是每个统治者的首要课题。柴荣的限佛政策，正是这种五代特色的集权模式的一次集中体现，它少了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多了些生存竞争的冷酷计算。

集贤殿的讨论持续了很久。当学士们告退后，柴荣独自站在殿外，仰望星空。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必将与“三武”并列，被称为“三武一宗”。但他希望，后世史家能够看清其中的差异，理解他在这场看似相似的风暴背后，那份不同于前人的、基于残酷现实的治国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