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声症(1/2)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冬天,被送进松山疗养院的。
那时的我,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不到两年,耳朵里还时常回响着炮火声。
可医生说我患的不是战争创伤,是“失语性癔症”——一种突然说不出话的心理疾病。
但我知道不是。
我不是说不出话,是话一出口,就会变成别的东西。
送我来的是我妻子秀兰,她哭红了眼:“永强,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等好了我来接你。”
她不知道,我根本不想离开。
因为外面比这里可怕。
疗养院建在城郊半山腰,三层灰楼,围着一圈高墙。
院长姓吴,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王永强同志,欢迎来到松山。这里条件虽然简陋,但能治好你的病。”
他递给我一套蓝布病号服:“换上吧,你的私人物品我们先保管。”
我接过衣服,触感粗糙,像是用麻袋布改的。
更衣室镜子里的我,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确实像个病人。
但我清楚记得,失语前一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我在厂里值夜班,半夜去厕所,听见隔壁女厕有哭声。
我探头看,看见清洁工刘婶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一团头发——女人的长发,湿漉漉的,还在滴水。
她看见我,咧嘴笑了:“王师傅,你看,这头发会动。”
那团头发真的在动,像有生命一样,在她掌心蠕动。
我吓得后退,她突然把头发塞进嘴里,大口咀嚼,喉咙里发出咕噜声。
第二天,我说不出话了。
不是生理问题,是每当我想开口,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硬生生把话咽回去。
如果强行说,吐出来的不是声音,是别的东西——
第一次是头发,黑黑的,缠成一团。
第二次是碎玻璃,割破了嘴唇。
第三次最可怕,是半截手指,女人的手指,指甲涂着红蔻丹。
我再也不敢说话了。
疗养院的日子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七点早饭,八点集体活动,十一点治疗,下午自由活动,晚上九点熄灯。
病人有三十几个,多是老人,也有几个年轻人。
我注意到一个叫老胡的,六十多岁,以前是中学老师,总在纸上写字,写满了就撕碎吞下去。
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叫小翠,二十出头,整天抱着个布娃娃,对着它唱歌,但声音嘶哑难听。
第三天,吴院长找我谈话。
治疗室在三楼尽头,窗户对着后山,一片荒凉。
“王同志,放松。”吴院长让我坐在躺椅上,“我们先做个简单测试。你试着说‘啊’,就一个音。”
我摇头。
“别怕,这里很安全。”他微笑,“说出来,病才能好。”
我犹豫了很久,张开嘴,尝试发声。
喉咙一阵痉挛,像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
我强行忍住,只发出一点气音。
吴院长皱眉:“你喉咙里……有东西?”
他拿出手电筒,让我张嘴。
光柱照进喉咙深处,我看见他的表情凝固了。
“怎么了?”我用纸笔写。
“没什么。”他收起手电,“今天先到这里。”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那天夜里,我做了噩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四周都是镜子,镜子里映出无数个我,每个我都在说话,但说的话都不一样——
有的在说工厂的账目,有的在说战场上的事,有的在说和秀兰的私房话。
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变成刺耳的噪音。
噪音越来越响,最后镜子炸裂,碎片扎进我身体里。
我惊醒,浑身冷汗。
同屋的老胡也醒了,坐起来,在黑暗中看着我。
“你……也听见了?”他用气声问。
我点头。
“别说话。”他凑近,嘴贴着我耳朵,“这地方不对劲。来这儿的人,都是‘说错话’的人。”
我皱眉。
“我以前是历史老师,上课时讲到不该讲的历史,下课就说不出话了。”老胡苦笑,“小翠是纺织女工,举报车间主任贪污,第二天哑了。老赵是邮递员,私拆了一封重要信件,也哑了。”
“你是说……”我写。
“我们都犯了‘说话的罪’。”老胡躺回去,“这疗养院,不是治病的,是关押的。”
我睡不着了。
天亮后,我观察每一个人。
确实,这些病人虽然“失语”,但眼神里都有一种相似的恐惧——对说话的恐惧。
集体活动时,吴院长让我们玩一个游戏:传话。
大家围坐一圈,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耳语一句话,依次传下去,最后一个人要把听到的说出来。
轮到我的时候,前面的人在我耳边说:“后山有口井。”
我传给下一个人。
最后一个人是小翠,她张嘴,发出的不是那句话,而是一声尖叫!
尖利,刺耳,像女人临死前的惨叫。
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小翠叫完后,瘫倒在地,嘴里吐出黑色的液体,黏稠,发臭。
吴院长让人把她抬走,脸色阴沉:“游戏结束,今天不治疗了。”
我注意到,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下午自由活动,我溜到后山。
疗养院后面是一片松林,深处果然有口井,青石井沿,长满青苔。
井边地上有拖拽的痕迹,还有零星的血迹。
我探头往下看,井很深,黑漆漆的,有股腐臭味。
正要离开,井里突然传出声音:“救……我……”
女人的声音,虚弱,绝望。
“谁?”我下意识开口,马上捂住嘴。
但晚了。
喉咙一紧,我吐出一团东西——是头发,和刘婶那天吃的一样。
井里的声音停了。
然后,一只惨白的手搭上井沿,手指细长,指甲鲜红。
我转身就跑,回到疗养院,心还在狂跳。
晚饭时,小翠没出现。
我问护士,护士冷冷道:“她转院了。”
可我知道,她没有。
夜里,老胡又凑过来:“你去看井了?”
我点头。
“那口井,吞了七个人。”老胡压低声音,“都是‘病愈’出院的人,但家属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查过,疗养院建院十年,入院登记三百多人,出院记录只有五十几个。”
“其他人呢?”我写。
“都在井里。”老胡眼里闪过恐惧,“吴院长在养东西。”
“养什么?”
“不知道。”老胡摇头,“但我听过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言蛊’,以人的声音为食。被它寄生的人,说出来的话会变成实物,最后喉咙被堵死,窒息而亡。养蛊人需要不断喂它‘声音’,它才会听话。”
我想起吐出的头发、玻璃、手指。
难道我喉咙里,有言蛊?
“怎么治?”我写。
“找到母蛊,杀了它。”老胡从枕头下摸出一把小刀,“母蛊应该在吴院长身上。今晚,我们去三楼。”
“为什么帮我?”
“因为下一个就是我。”老胡苦笑,“我昨天偷偷写了封信,想寄出去,被发现了。吴院长说,明天给我‘加强治疗’。”
我知道“加强治疗”是什么意思——后山的井。
我们约定子时行动。
十一点半,疗养院一片死寂。
我和老胡溜出房间,摸上三楼。
走廊尽头的院长室亮着灯。
我们贴门偷听,里面有说话声。
“……第七个了,还不够。”是吴院长的声音。
“还要几个?”另一个声音,很陌生。
“九九八十一个,才能炼成‘言丹’。现在还差二十四个。”吴院长叹气,“上面催得紧,说必须在下个月完成。”
“那些家属不会怀疑?”
“都打点好了。再说,这些人都‘有病’,死了也正常。”
我听得浑身发冷。
他们不是在治病,是在杀人炼丹!
老胡对我使眼色,我们轻轻推门。
门没锁。
里面是个套间,外间是办公室,里间门虚掩着,声音从里面传来。
我们溜进去,躲在书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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