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严打（1/2）

元宵节的灯笼还在农场各家各户的屋檐下摇曳，红绸流苏随着料峭春风轻轻摆动，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元宵的甜糯香气。沈歌的孕相日渐明显，原本合身的棉袄已经略显紧绷，脸上泛着孕早期特有的温润气色，每天饭后在院子里散步时，都会下意识地护着小腹，脚步轻缓得像怕惊扰了腹中沉睡的嫩芽。

林逍这些日子过得格外舒心，白天在农场忙活春耕的筹备工作，修整农具、清点种子，晚上就守在沈歌身边，给她读报纸上的趣闻，或是摩挲着她的肚子，跟还未成型的孩子说说话。林母更是把沈歌宠成了宝贝，每天的饭菜换着花样做，早上是红糖小米粥配煮鸡蛋，中午必有鸡汤或鱼汤，晚上还要炖一锅红枣银耳羹，生怕她营养跟不上。

这天下午，林逍正在院子里劈柴，准备给沈歌烧洗澡水，村口小卖部的王大爷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隔着篱笆喊道：“林逍！林逍！快回家接电话！县城武装部打来的，说有紧急会议，让你立马过去！”

“武装部的电话？” 林逍停下手中的斧头，眉头微微一皱。他作为农场民兵团的副团长，平日里虽也参与民兵训练、巡逻护秋之类的工作，但武装部直接打电话来让 “立马” 开会的情况并不多见。他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对王大爷道了声谢，转身走进屋里。

沈歌正坐在炕边绣花，见他进来，抬头笑着问：“咋了？王大爷喊你啥事儿？”

“县城武装部让去开会，说是紧急会议。” 林逍走到炕边，拿起毛巾擦了擦手，“我也纳闷呢，这刚过了元宵节，能有啥紧急事儿？”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摸了摸沈歌的额头，“外面风大，你别出去了，我去去就回。”

沈歌点点头，叮嘱道：“路上慢点，骑车注意安全，别着急赶路。”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起身想给他找件厚实的外套。

林逍按住她的手：“不用，我穿这件就行。” 他身上还穿着那件军绿色的旧棉袄，是他当知青时留下来的，虽然有些磨损，但依旧保暖。他目光扫过炕头墙上挂着的挂历，原本只是随意一瞥，却猛地停住了 —— 挂历上鲜红的 “1983 年” 字样赫然映入眼帘，旁边还印着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的小字。

“1983 年……” 林逍喃喃自语，脑海中像是有一道闪电劈过，瞬间明白了过来。他两世为人，上辈子虽未亲身经历过，但对 1983 年那场震惊全国的 “严打” 运动却印象深刻。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各种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内蒙古 8 名少年一夜连杀 27 人的惨案、东北 “二王” 流窜作案、上海控江路流氓滋事等事件，让社会治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下定决心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而民兵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必然要配合公安机关参与其中。

想到这里，林逍的神色瞬间凝重起来。他知道，这场会议绝非普通的工作部署，而是一场硬仗的战前动员。他转身对沈歌说：“沈歌，这次会议可能不简单，我得去武装部一趟，可能要晚点回来。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

“咋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沈歌看出他神色不对，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来，露出担忧的神色。

“没大事，你别担心。” 林逍不想让她跟着紧张，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可能是关于维护治安的工作，农场民兵团得配合县里的安排。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他走到柜子边，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枪套，里面装着一把五四式手枪 —— 这是他作为民兵团副团长的配备武器，平日里都妥善保管着，只有在执行重要任务时才会携带。

他熟练地检查了一下枪膛，确认里面没有子弹，又把弹匣装好，别在腰后，外面套上棉袄，刚好遮住。沈歌看着他的动作，心里虽有不安，但也知道他有自己的职责，没有多问，只是再次叮嘱：“一定要小心，有事及时跟家里说。”

“嗯。” 林逍重重地点点头，俯身在她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我走了。”

他快步走出屋，推起院子里的长江 750 摩托车，检查了一下车况和油量，发动引擎。摩托车的 “突突” 声打破了农场的宁静，林逍回头望了一眼屋里的灯光，沈歌应该正站在窗边看着他。他深吸一口气，调转车头，朝着县城的方向驶去。

初春的乡间公路还残留着未化的残雪，路面有些湿滑。林逍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关于 1983 年严打的相关记忆。他记得，这场严打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的一些思潮和文化涌入国内，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有害内容，对部分年轻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当时全国待业青年多达 2000 万以上，其中一些人无所事事，拉帮结派，形成了所谓的 “斧头帮”“菜刀队” 等犯罪团伙，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1979 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数为 50 多万件，1980 年增至 70 万件以上，1981 年更是达到 89 万多件，大案要案数量持续上升，群众的安全感急剧下降，年轻女性不敢穿短裙，女工晚上不敢独自上下班，偏远街道案件频发，甚至有犯罪团伙公然对军警人员挑衅。

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1983 年 7 月，改开总设计师在北戴河会议上明确指出：“再这样下去，老百姓的安稳日子还过不过了？” 并拍板决定开展严打，强调 “必须杀一批人，判一批人，劳教一批人，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安定”。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3 年 8 月 25 日正式颁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就此拉开序幕。

摩托车驶进县城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县城的街道上比往常多了几分肃穆，不少店铺早早地关了门，偶尔能看到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在街头巡逻，神色严肃。林逍直接将摩托车开到县武装部门口，门口的哨兵见是他，敬了个礼，示意他进去。

武装部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各个乡镇、农场的民兵团负责人，还有一些公安系统的干部。烟雾缭绕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色，低声交谈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战前的紧张气氛。林逍找了个空位坐下，旁边是邻乡的民兵团团长老周，两人之前在民兵训练时打过交道。

“老林，你也来了。” 老周递给林逍一支烟，“知道啥事儿不？这么紧急召集咱们来。”

林逍接过烟，却没有点燃，放在耳边敲了敲：“估计是关于打击刑事犯罪的事儿，你没听说最近各地案子频发吗？”

老周点点头，压低声音说：“咋没听说！前几天我听县里公安的朋友说，邻县出了个流氓团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抢劫财物，闹得人心惶惶。还有内蒙古那边，8 个小子一夜杀了 27 个人，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太丧心病狂了！” 他顿了顿，又道，“我看呐，这次是要来真格的了。”

林逍没有接话，只是微微颔首。他知道，老周说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场严打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为了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当时的中央明确提出，严打是为了 “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好前景”，通过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净化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源于当时社会对治安问题的普遍不满，以及对稳定生活的迫切渴望，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下午三点整，县武装部部长王建军走进了会议室。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脸上没有丝毫笑容，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部署。” 王建军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想必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国家的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杀人、抢劫、强奸、流氓滋事等案件频发，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郑重地说：“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了这次严打的方针、政策和要求。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要部署咱们县的严打工作，民兵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必须全力配合公安机关，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