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苏俄的崩溃（2/2）

第437团的投降，犹如在已经承受极限压力的冰面上凿开了第一个窟窿，消息无法被完全封锁，它通过各种渠道：被释放的轻伤员、德军有意识散布的心理战信息、溃散士兵的口耳相传。

如同病毒般在前线苏军部队中扩散开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至伊尔库茨克以西的广阔弧形战线上，投降事件从零星的、小股的自发行为，逐渐演变为频繁的、有时甚至是营团级别的集体行动。

投降的诱因各不相同：有时是在承受了一轮并不猛烈的炮击后，防御意志便骤然崩溃；有时是部队指挥官在评估了无望的局势后，为避免全军覆没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有时则是士兵们在夜间自发串联，迫使或说服军官带领他们走向敌方阵地。

苏军的政治委员系统和内务部特别部门陷入了疯狂但徒劳的弹压，他们处决了一些被指控为“动摇分子”、“逃兵”或“叛徒”的军官和士兵，试图以恐怖重新凝聚纪律。

然而，在整体性的士气崩溃和生存本能面前，这种高压手段的效果越来越有限，甚至在某些单位激起了公开的反抗或针对政治委员的暴力事件。

一部分政治委员自身也陷入了信念危机或现实考量，选择了沉默、默许甚至加入了投降的行列。

海因茨·古德里安元帅和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战场心理态势。

他们向一线部队下达了明确的指令：在保持高度战术警惕、防止苏军困兽犹斗式反击或诈降的同时，应果断加大心理攻势的强度与针对性。

前线德军广泛使用大功率扩音器进行俄语喊话，空投详细说明投降程序与待遇保证的劝降信，并有意向苏军阵地展示已投降人员获得基本饮食和医疗的场景照片。

与此同时，德军及其盟友的推进策略也进行了调整：不追求高速、冒险的大纵深穿插，转而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挤压的战术。

重点在于巩固已占领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点，建立有效的野战补给站和战俘临时收容系统，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俘虏和占领区，同时持续施加一种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军事压力，进一步瓦解苏军残存部队的抵抗空间与意志。

至2月初，西伯利亚中东部的军事态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至贝加尔湖西岸的广大区域，苏军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战略防御已基本瓦解。

大量部队要么溃散为小股武装在荒野中挣扎求生，要么成批向联军投降，要么在混乱中丢弃重装备，向东方的伊尔库茨克乃至更远的贝加尔湖地区盲目撤退，通往伊尔库茨克这座西伯利亚重镇和铁路枢纽的道路，已经向联军洞开。

面对苏军出乎意料的、近乎雪崩式的溃败和规模急剧膨胀的投降潮，联军高层在最初的军事喜悦过后，迅速被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挑战和内部矛盾所困扰。

在新西伯利亚的前线总指挥部，曼施坦因元帅面对作战地图上迅速东移的战线标记和雪片般飞来的关于接收俘虏、控制城镇、修复交通线的报告，眉头却越锁越紧。

他在发给柏林大本营的一份绝密评估报告中，冷静而忧虑地写道：“敌军崩溃之速度与规模，已远超我军现有后勤保障与行政管理能力之极限。截至当前，已接收之苏军战俘总数预计已突破二十七万人，且每日仍以数千甚至数万人的速度增加。”

“安置、甄别、基本补给及防止疫病爆发，已成为各集团军沉重的额外负担，严重牵制其机动与持续作战能力。”

“新占领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但结构复杂，散兵游勇、逃亡官员、潜伏破坏分子与大量本地居民混杂，治安形势严峻，建立有效军管需投入大量宪兵与行政人员。”

“我军及盟军一线部队经长期作战与严寒消耗，已显疲态，装备维护与人员休整需求迫切。”

“若不顾现实条件强行组织长途追击，恐导致战线过长、补给不继、部队战斗力进一步下降，并可能诱发难以预料的占领区动荡。”

“综上，建议东线主力自即日起，转入战略巩固与消化阶段：暂停大规模进攻行动，重点确保主要铁路干线畅通并向前延伸，牢固控制关键城镇与交通节点，系统性地清理战场、甄别战俘、建立初步的军政府管理体系，同时，政治与心理瓦解工作需同步加强，以促使苏军残余势力进一步分化。”

曼施坦因的担忧迅速成为现实，德军及其盟国的部队，在突然需要管理的广阔地域和庞大俘虏群体面前，暴露出协调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和行政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

盟军部队在处理占领区事务和看管战俘时，有时因纪律、训练或文化差异引发摩擦，甚至与急于在新收复地区恢复影响力的白俄“志愿”部队或当地势力发生冲突，而白俄“全俄罗斯政府”方面，其焦虑与急切之情与日俱增。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再次造访曼施坦因的指挥部，这一次，他的态度少了几分客套，多了几分基于“合法性”的强硬与难以掩饰的焦虑：

“元帅阁下，俄罗斯的土地正一寸寸地从布尔什维克暴政下获得解放，俄罗斯的人民日夜期盼着合法国家权力的回归！我们的士兵，那些忠诚的俄罗斯儿女，也在为光复祖国而流血牺牲！”

“我们不能，也绝不应该仅仅作为军事行动的旁观者或辅助力量！我以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郑重请求：在局势已基本稳定的地区，应立即、无条件地向我国临时政府移交民事行政权力。”

“同时，请贵国提供更多武器装备，协助我们武装新募集的、心怀祖国的俄罗斯志愿部队，用于维持解放区秩序、肃清残敌，并准备参与后续的东进作战！”

曼施坦因保持着外交官式的耐心与军人式的坚定，他请大公落座，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尊敬的大公阁下，我完全理解您和临时政府急于恢复国家正常治理的迫切心情，也钦佩贵国志愿部队的牺牲精神。”

“然而，请允许我提醒您，当前第一要务仍是军事安全与后勤保障的绝对稳固，行政权力的移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治安、财税、司法、民生供应等诸多复杂环节，必须在帝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导与协助下，循序渐进地展开，以确保平稳过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或管理混乱。”

“请您相信，德意志帝国对在俄罗斯恢复持久和平与合法秩序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旨在为这一目标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条件的成熟，需要谨慎与耐心。”

曼施坦因心中清楚，柏林方面，尤其是皇帝陛下，对于战后东方的安排有着更深远的、尚未完全明朗的规划。白俄政府固然是一面有用的旗帜，但绝非唯一的选择，也绝非可以完全放心的合作伙伴。

白俄的作用，在柏林眼中，更接近于一种用于瓦解苏俄抵抗意志的政治符号、一支可用于辅助作战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有限武装力量，而非一个完全平等、独立的战后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