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2章 炀皇帝上之上（2/2）

隋炀帝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到了马邑，马邑太守杨廓却什么都没献，隋炀帝很不高兴。于是让丘和担任博陵太守，还让杨廓到博陵去观摩丘和是怎么做的。从此，隋炀帝所到之处，地方官进献食物都竞相追求丰盛奢侈。

戊子日，隋炀帝车驾停留在榆林郡。隋炀帝想出塞炫耀兵力，取道突厥境内，直指涿郡，但又怕启民可汗惊恐，就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去传达旨意。启民可汗接到诏令后，召集他所属的奚、霫、室韦等部落的酋长几十人都来集合。长孙晟看到启民可汗牙帐内杂草丛生，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除草，给各部落看看，以显示隋朝的威严，于是指着帐前的草说：“这草的根非常香。”启民可汗赶紧闻了闻，说：“一点都不香啊。”长孙晟说：“天子出行所到之处，诸侯都要亲自洒水扫地，修整御道，以表达最恭敬的心意；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我以为是特意留着的香草呢！”启民可汗这才明白过来，说：“这是我的罪过啊！我的身体发肤都是天子赐予的，能够为天子效力，怎么敢推辞。只是边境之人不懂规矩罢了，幸亏将军教导；这是将军的恩惠，也是我的幸运。”

于是拔出佩刀，亲自铲除帐前的杂草。他手下的贵族以及各部落酋长也争相效仿。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牙帐，向东一直到蓟州，修筑了一条长三千里、宽百步的道路，全国百姓都来服役，修成了一条御道。隋炀帝听说了长孙晟的计策，对他更加赞赏。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记载，像一幅浓缩的时代切片，既暴露了隋末统治的深层矛盾，也暗含着王朝兴衰的密码。从现代视角看，其中的诸多细节值得深思：

“天朝上国”的虚荣与隐患

启民可汗入朝求“袭冠带”，隋炀帝视作“衣冠大备”的功绩，这种对“四夷归附”的刻意追求，本质上是对皇权合法性的炫耀。但这种炫耀背后，是对边疆关系的功利化处理——通过文化优越感强化统治权威，却忽视了平等互利的邦交基础。后来隋炀帝为“耀兵突厥”强征民力修三千里御道，更是将这种虚荣转化为实际负担，为边疆动荡和民力枯竭埋下伏笔。

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法治的工具化

云定兴、宇文述为攀附权力，怂恿隋炀帝杀害废太子杨勇的儿子，暴露了专制皇权下“斩草除根”的冷酷逻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业律》的命运：初期因“宽政”赢得民心，却因“征役繁兴”被弃用，“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这揭示了封建法治的本质——法律只是统治工具，当皇权与法律冲突时，后者必然让位于前者。刘炫对“令史百倍于前”“老吏抱案死”的吐槽，更是点出了官僚体系的膨胀与低效：机构冗余、流程繁琐，根源在于“官事不省”，而这背后，正是皇权对行政细节的过度控制与考核体系的形式化。

改革的表面化与统治的短视

隋炀帝的官制改革（改州为郡、增置五省三台五监等）看似在完善体系，实则更多是名称更迭与机构膨胀。刘炫一针见血地指出：“省官不如省事”，北魏北齐时“令史从容”，如今却“不遑宁处”，只因“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过度集权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种“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与他后来修大运河、征高句丽等举措一脉相承：只关注宏大叙事，忽视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本，最终陷入“劳民伤财”的恶性循环。

官场生态的异化与民本的缺失

雁门太守丘和因“献食甚精”升官，马邑太守杨廓因无献食遭贬，直接引发地方“竞为丰侈”的献食攀比。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官场生态的扭曲：上级的个人喜好取代了治理实绩，形式主义压倒了民生关怀。当地方官将精力用于迎合皇帝而非体恤百姓时，“民不堪命”便成了必然。而隋炀帝对此的默许甚至鼓励，暴露了其统治中“民本”思想的彻底缺失——百姓只是供其驱使的资源，而非治理的根本。

结语

大业三年的这些事件，看似分散，实则共同指向了隋亡的核心原因：隋炀帝的统治建立在“皇权至上”的逻辑上，以虚荣代替务实，以集权代替效率，以暴力维护权威，以掠夺民力满足野心。所谓“宽政”只是权宜之计，所谓“改革”沦为权力游戏，所谓“四夷归附”不过是高压下的表面臣服。当这些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王朝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这段历史也警示后世：任何忽视民生、背离法治、沉迷虚名的统治，终将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