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5章 炀皇帝上之下（2/2）

一开始，内史侍郎薛道衡因为才学出众，名气特别大，长期处在重要职位上。隋文帝晚年的时候，他被调出京城去当襄州总管。隋炀帝即位后，把他从番州刺史任上召回来，想让他当秘书监。

薛道衡回来后，给隋炀帝献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看了不高兴，跟苏威说：“薛道衡把先朝说得那么好，这就跟《诗经·鱼藻》里讽刺周幽王的意思差不多啊。”就封薛道衡做司隶大夫，打算找机会治他的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别跟人来往，说话做事低调点，薛道衡不听。正好赶上讨论新的法令，一直定不下来，薛道衡就跟大臣们说：“要是高颎还活着，这法令早就定下来实行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隋炀帝，隋炀帝生气地说：“你还想着高颎呢！”就把薛道衡交给执法的人去审问。裴蕴上奏说：“薛道衡仗着自己有才，又资格老，心里根本没皇上，把过错都推给国家，还乱搞事情。要说他的罪名，好像不太明显，但从他的心思来看，那就是大逆不道。”

隋炀帝说：“没错。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做事，他就看不起我年纪小，还跟高颎、贺若弼他们在外面滥用权力。等我当了皇帝，他心里一直不安分，就因为天下太平，才没机会造反。你说他大逆不道，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薛道衡觉得自己犯的不是啥大错，催着司法部门赶紧结案，想着上奏的时候隋炀帝肯定会赦免他，还让家里人准备酒菜，等着客人来祝贺呢。

结果上奏后，隋炀帝让他自杀，薛道衡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一时下不去手。司法部门又上奏，最后就把他勒死了，他的妻子儿女也被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觉得他挺冤的。

隋炀帝大规模检阅军备物资，称赞兵器铠甲做得好，宇文述趁机说：“这可都是云定兴的功劳啊。”隋炀帝马上就提拔云定兴做太府丞。

【内核解读】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这段记载，像一部浓缩的“隋亡前史”——表面上帝国达到巅峰，疆域、户数、声威都创下纪录；但细究细节，每个“辉煌”的背后都藏着加速崩塌的隐患，字里行间全是隋炀帝统治的致命缺陷。

“盛世”的真相：用民力堆出来的泡沫

史书记载这一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八百九十万户，疆域东西九千多里、南北一万四千多里，西域二十七国臣服，吐谷浑故地设郡，丝绸之路似乎彻底打通。但这份“盛”，是用百姓的血肉堆起来的。

为了西巡炫耀，隋炀帝强令武威、张掖的百姓“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够鲜亮就由郡县逼迫筹备；为了维持西域驻军，西京及西北诸郡每年向塞外转运物资“钜亿万计”，运输途中因艰险或寇掠导致人畜死亡的，郡县竟要“征破其家”——百姓不仅要承担沉重劳役，还要为运输损失兜底，“西方先困”只是开始，全国的民力早已被透支。

更荒诞的是，为了所谓“龙种”，他在青海放两千匹母马求“龙马”，最终“无效而止”。这种劳民伤财的迷信行为，与西巡时“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的排场形成呼应：这位帝王在乎的从不是实际治理，而是“面子工程”的极致。

帝王的虚荣：用权力赌国运的任性

隋炀帝的统治逻辑，始终围绕“自我炫耀”展开。他西巡的核心目的，不是稳定边疆，而是向西域诸国证明“中国之盛”。他得意地对臣下嘲讽“江东诸帝”深居宫中，自诩“巡狩”是盛世标配，却把巡狩变成了一场耗资无度的“帝国秀”。

为了这场秀，他可以因“桥未成”就斩杀都水使者及9名督役者，用酷法逼出效率；可以让文武百官、后宫妃主在大斗拔谷的风雪中“饥馁沾湿”，士兵冻死者过半、马驴损失十之八九，而他关心的只是“万国来朝”的场面。

这种“面子高于一切”的任性，在军事上更显危险：讨伐吐谷浑时，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因轻敌不披甲而战死，暴露了将领的轻率；追击伏允的梁默部又兵败被杀，可见军事行动的随意性。帝国的武力，竟成了帝王炫耀的工具，而非稳固统治的保障。

制度的崩坏：从“均田”到“酷法”的谎言

这一年，隋炀帝下诏“天下均田”，看似延续北魏以来的惠民政策，但结合“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之”的禁令，不难看出真实目的：一方面用“均田”名义安抚百姓，另一方面收缴农具类铁器，实则是加强对民间的控制——怕百姓反抗，更怕他们“不老实”。

而裴蕴的“貌阅”（核对户口）更暴露了制度的败坏。他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的酷法逼出二十四万新增男丁、六十四万新增人口，被隋炀帝赞为“全由裴蕴”。但这种“成果”是靠株连和胁迫得来的：允许百姓举报，被举报者要替举报者缴赋役，本质是制造民间互相监视的恐怖氛围。

更可怕的是裴蕴掌握司法后的操作：“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刑部、大理寺都成了摆设。这种“朕即法律”的专制，让制度彻底沦为帝王意志的工具——薛道衡因一句“向使高颎不死”就被罗织“悖逆”罪名赐死，天下冤之，却无人敢争，可见统治机器已完全失能。

崩塌的伏笔：从内部溃烂的统治

这一年的“盛”，本质是帝国的“回光返照”。隋炀帝看似掌控一切：改东都、控西域、制突厥（立始毕可汗），但核心统治集团早已溃烂。

薛道衡之死，是对功臣集团的公开清算——因怀念前朝旧臣就被定为“无君之心”，暴露了隋炀帝的猜忌与狭隘；裴蕴、宇文述之流靠迎合上意上位（宇文述一句话就让云定兴升官），说明朝堂已被“顺我者昌”的小人占据；而吐谷浑新立可汗顺“不果入而还”，则显示边疆治理的失败——靠武力征服的土地，终究无法靠虚名稳固。

大斗拔谷的风雪中，“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的狼狈，恰是这个帝国的隐喻：表面的光鲜下，早已是上下离心、危机四伏。

结语：巅峰即是悬崖

大业五年的“极盛”，其实是隋朝从巅峰坠落的起点。隋炀帝用无限透支民力换来了疆域的扩张与万国来朝的虚荣，用破坏制度与诛杀异己换来了暂时的“集权”，却没意识到：百姓的忍耐有极限，制度的崩坏不可逆，人心的离散难挽回。

这一年之后，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即将燃起。所谓“盛极”，不过是专制皇权在崩塌前，最后一次用力挥舞的鞭子——抽向百姓，也抽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