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6章 炀皇帝上之下（2/2）

隋炀帝去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高丽使者也在那儿。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就带着使者见了隋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就跟隋炀帝说：“高丽那地儿，以前是箕子的封地，汉朝、晋朝的时候都是咱的郡县，现在居然不听话，成了外国。先帝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就因为杨谅太不靠谱，出兵没成功。陛下您这么厉害，怎么能放过他们，让咱文明的地方，变成野蛮人的地盘呢！现在高丽使者亲眼看到启民可汗整个部落都归顺咱了，咱可以趁他们害怕，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国王来朝拜。”隋炀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让牛弘去传达旨意：“我看启民可汗对咱国家一片忠心，所以亲自来他营帐。明年我要去涿郡，你回去告诉高丽王，最好早点来朝拜，别自己吓自己，我对他的待遇，会跟启民可汗一样。要是不来，我就带着启民可汗去他那儿溜达溜达。”高丽王高元一听就害怕了，对隋朝的礼节也不咋重视。隋炀帝就打算收拾他，让天下有钱人买战马，一匹马都炒到十万钱了。还检查武器装备，要求必须精良崭新，要是有质量不好的，负责检查的使者马上就会被砍头。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记载，如同展开了一幅隋朝由盛转衰的“病危通知书”。字里行间的每一件事，都在为十几年后隋朝的崩塌埋下伏笔，处处透着隋炀帝统治的致命缺陷。

虚假繁荣下的社会裂痕

隋炀帝为向蕃邦酋长炫耀国力，在洛阳端门街上演“百戏盛宴”：戏场周长五千步，乐工近两万人，灯火通宵达旦，持续一月，耗费“巨万”；为让胡人“见证”中国富饶，他强令商铺统一装饰，卖菜者也垫上龙须席，甚至让胡客免费吃喝，谎称“中国惯例不收钱”。这种刻意营造的“盛世假象”，被胡人一句“穷人衣不蔽体，为何用丝绸缠树”戳破——统治层的虚荣与底层的疾苦形成刺眼对比，所谓“丰饶”不过是对百姓财富的暴力掠夺，社会矛盾已在粉饰太平下暗流涌动。

“逆淘汰”的官场生态

隋炀帝对谄媚者的偏爱近乎病态：裴矩“猜中圣意”便被赞“奉国尽心”，宇文述靠“容止便辟”成为侍卫典范，郭衍劝他“五日一上朝”（别学隋文帝辛苦）竟被视为“同心”。反观直言进谏的张衡，仅因劝他“减劳役”，就被罗织罪名贬斥，甚至因“不够憔悴”被猜忌“不知悔改”。这种“忠者遭贬、佞者得宠”的逻辑，本质是统治层拒绝纠错的自我封闭——当说真话的人被驱逐，剩下的只有迎合与谎言，朝政自然一步步滑向深渊。

权力失控下的荒淫与暴虐

隋炀帝的私生活与治国逻辑高度一致：他带着僧尼、道士、女官组成“四道场”，与亲信、前朝妃嫔公然宴饮，“酒酣殽乱，靡所不至”；宇文皛出入宫掖与妃嫔、公主有染，他竟“不之罪”。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无视，暴露的是绝对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当统治者将个人欲望凌驾于制度与道德之上，“君君臣臣”的秩序便已崩塌，人心离散只是时间问题。

穷兵黩武与劳役无度的恶性循环

这一年，隋炀帝两面用兵：派陈棱、张镇周泛海击流求（今台湾及周边），俘获万人；又因高丽“不臣”，威胁“将讨之”，强令富人买马（一匹十万钱），武器不合格便斩使者。同时，开凿江南河（京口至余杭，八百里）供龙舟通行，征调民力无算。战争与工程的双重压榨，早已超出百姓承受极限——流求之战看似“拓土”，江南河看似“利民”，实则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掠夺，民怨积累如干柴遇火。

结语：六年即一生的缩影

大业六年的种种事件，实则是隋朝命运的浓缩：隋炀帝用虚荣掩盖虚弱，用暴力压制矛盾，用谄媚替代忠言，最终在“盛世”的幻象中耗尽了民心与国力。从弥勒佛信徒起义（底层反抗的信号）到胡人戳破假象（统治合法性的动摇），从张衡被贬（拒谏的代价）到征伐高丽的准备（亡国的导火索），这个年份里的每一笔，都在书写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真理——一个不恤民生、拒绝自省的王朝，即便有大运河这样的遗产，也难逃速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