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时，刘备为何不支援？（2/2）

形势的发展远超预期，成都方面来不及调整战略部署；而当关羽的攻势陷入停滞时，东吴的偷袭又突如其来，让蜀汉集团的战略规划彻底崩塌。

三国博弈如棋局对弈，一步错，步步错，关羽北伐的“意外成功”，反而成了战略误判的开端。

江东背盟：盟友的背叛与信任的崩塌

襄樊之役最大的变数，来自昔日的盟友——孙权。在鲁肃担任东吴大都督时，始终坚持“联刘抗曹”的战略，认为只有与刘备结盟，才能抵御曹操的南下压力，保住江东基业。

但鲁肃去世后，吕蒙继任大都督，战略主张彻底改变。在吕蒙看来，关羽“骁雄，有兼并之心”，且荆州位于东吴上游，一旦关羽顺江而下，江东将无险可守；与其养虎为患，不如趁关羽北伐之机，夺取荆州，永绝后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吕蒙上演了一出“示弱惑敌”的好戏：他先是假装患病，让毫无军事经验的陆逊接替自己，麻痹关羽；

随后又暗中调遣精锐，让士兵换上商人的服装，乘坐商船横渡长江，悄无声息地逼近荆州。

而关羽，一方面低估了东吴的野心，另一方面又被北伐的胜利冲昏头脑，将镇守荆州的兵力大量调往前线，导致后方空虚。

当吴军兵临城下时，糜芳、士仁的投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备集团或许从未想过，昔日在赤壁并肩抗曹的盟友，会如此果断地背后插刀——这份信任的崩塌，不仅让荆州转瞬易主，更彻底打破了“隆中对”的战略根基。

孙权的背盟，是襄樊之役失败的直接原因，也是蜀汉集团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内部隐忧：派系平衡与对关羽的过度信任

刘备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派系的微妙平衡：以关羽、张飞、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是刘备的核心班底；

以法正、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是刘备入蜀后归附的外来势力；

以谯周、黄权为代表的“益州本土集团”，则是蜀地的地方豪强。关羽作为“荆州集团”的领袖，其在荆州的统治，不仅关乎蜀汉的战略安全，更影响着内部派系的力量消长。

有论者认为，刘备或许对关羽的势大心存顾虑，因此不愿全力支援——但这种说法缺乏实据。

事实上，刘备对关羽的信任，早已超越了派系之分：他让关羽独掌荆州军政大权，授予其“假节钺”的最高权限，甚至在称汉中王后，将关羽列为“四虎上将”之首。

在刘备看来，关羽不仅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更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将，足以应对荆州的任何危机。

这种过度信任，在战役初期成了“优势”——关羽无需事事请示成都，可自主决策北伐；但在战役后期，却成了“隐患”——当关羽陷入困境时，成都方面仍坚信其能扭转战局，未能及时介入；

而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也因与关羽的私人嫌隙，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发兵救援（也是实情）。

内部的派系隔阂与对关羽的过度信任，让蜀汉集团错失了最后的救援机会。

历史的叹息：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悲剧

襄樊之役的失败，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悲剧，而是地理阻隔、国力疲惫、战略误判、盟友背盟、内部隐忧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若刘备能克服蜀道天险，及时派遣援军；

若孙权能坚守“联刘抗曹”的盟约，不对荆州动武；

若刘封、孟达能摒弃私怨，出兵相助；若关羽能保持清醒，不轻视东吴的威胁——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但历史从不容假设。关羽的陨落，荆州的丢失，让蜀汉集团失去了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跳板，“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以向宛洛”的构想彻底化为泡影。

此后的蜀汉，只能偏安于巴蜀一隅，虽有诸葛亮、姜维多次北伐，却始终未能突破曹魏的防线，最终在公元263年走向灭亡。

千年已过，襄樊的古战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关羽的英雄传奇与蜀汉的战略悲剧，依旧在岁月中回响。这场战役告诉我们：

在乱世的博弈中，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强大的个人，也难以对抗时代的洪流与多重因素的叠加。

孤星陨落的叹息，不仅是对英雄末路的惋惜，更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叩问——成败得失之间，藏着太多值得后人深思的智慧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