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刘备的膨胀与冷静（中）（2/2）

元从集团与关羽情同手足，为关羽报仇雪恨成为情感上的必然选择；

唯有益州本土势力对东征持保留态度。

《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

这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秦宓因谏阻东征而被下狱，说明朝中反对东征的声音并非主流。

刘备登基后，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内部团结，树立新皇权威。

选择东征而非北伐，既有情感因素（为关羽报仇），也有现实考量——东征孙权，胜算相对较曹魏大，若能取胜，可迅速提升刘备称帝后的威望。

局势的微妙平衡

220年曹丕代汉后，三国鼎立之势正式形成。

此时魏国刚刚完成朝代更替，内部需要时间稳定；吴国夺取荆州后，与魏国关系微妙，虽表面称臣，实则各怀鬼胎。

刘备若此时伐魏，可能促使吴魏更加紧密地联合；反之，若伐吴，曹魏很可能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后再收渔利。

事实证明，曹魏确实采取了这一策略。但换个角度看，若刘备东征顺利，快速击败东吴，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形成蜀吴联合抗魏的新局面。

孙权在袭取荆州后，为应对刘备可能的报复，进一步向曹魏靠拢，受封吴王。这使得孙权在法理上成为曹魏的藩属，从汉室正统角度看，更是名副其实的“汉贼”。

刘备征吴，因此也具有了讨伐附逆的正当性。

历史评价的再思考

后世评价刘备伐吴，多以其最终失败倒推决策错误，这种“成王败寇”的史观值得商榷。

事实上，夷陵之败并非不可避免，战役过程中刘备有许多机会可以取得胜利，或者至少避免惨败。

《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这说明刘备在战术布置上存在失误，而非战略决策完全错误。

假如刘备采取更加谨慎的进军策略，或者及时应对陆逊的火攻，战果可能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即使东征未能完全成功，但只要不大败，也能够向江东展示蜀汉的实力，为日后重新联盟争取更有利地位。

事实上，诸葛亮后来能够重新建立吴蜀联盟，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东吴意识到蜀汉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刘备伐吴之决策，是基于当时政治、军事、情感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并非单纯的一意孤行或政治错误。

从蜀汉立国的合法性建构来看，讨伐附逆的孙权与讨伐篡汉的曹丕，同属正义之举；

从战略环境来看，刚刚经历长期战争的汉中地区不适合立即北伐，而东吴在荆州的统治尚未稳固；

从内部政治来看，东征符合多数派系的利益诉求；

从三家局势来看，曹魏可能坐观吴蜀相争的判断也并非没有道理。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不妨设想：若刘备东征获胜，收复荆州，三国历史必将改写。即使不能完全成功，只要避免惨败，也可为蜀汉争取更有利的战略态势。

夷陵之败，更多是战术执行而非战略决策的失误。

刘备在遗诏中哀叹“汝父德薄”，或许只是对命运无常的感慨，而非对伐吴决策的否定。

纵观三国历史，刘备以其仁德着称，但政治决策往往需要超越个人情感，权衡各方利弊。伐吴之役，虽最终败北，但在政治层面上，实无大错。这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政治家，在复杂局势中做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只是历史没有给予他成功的回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