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孟获（2/2）

此外，孟获还积极参与蜀汉政权在南中的军事建设。南中地区盛产勇士，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组建了着名的“无当飞军”。

这支军队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的精锐部队。在“无当飞军”的组建过程中，孟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凭借自己在南中少数民族部落中的声望，动员夷人勇士参军，为“无当飞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同时，他还向蜀汉军队传授南中地区的山地作战技巧，提升了蜀汉军队的实战能力。

孟获的归顺与合作，不仅稳定了蜀汉的西南边疆，还为蜀汉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与军事资源，成为诸葛亮北伐的“后方基地”。南中地区盛产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这些物资通过“南中贡道”源源不断地运往成都，充实了蜀汉的国库。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可以说，没有孟获等南中首领的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便难以获得稳定的物资供应，蜀汉政权的存续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孟获的历史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南中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推动上。

在孟获的协调下，蜀汉政权在南中推广中原的礼仪制度、文字历法与农业技术，促进了南中地区的汉化进程；

同时，南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也通过“无当飞军”等途径传入蜀中，丰富了蜀汉的文化内涵。

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不仅加深了南中地区与中原政权的联系，还为后世西南边疆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孟获的卒年与最终结局，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结合蜀汉政权的历史 timeline 推测，孟获应卒于建兴后期至延熙年间（约230年—240年）。

他去世后，其家族继续在南中地区保持影响力，成为蜀汉政权在南中的重要依靠力量。直至蜀汉灭亡后，孟氏家族仍在南中地区活动，与爨氏家族共同掌控着南中局势，为东晋及南朝时期的西南边疆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历史形象的演变与文化符号的形成：孟获在后世的记忆重构

孟获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其生平事迹在史书中的记载并不算丰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世重构，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文化内涵的符号性人物。

这种形象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正史记载阶段、文学演绎阶段与文化象征阶段。

在正史记载阶段（魏晋至隋唐），孟获的形象较为单一，主要是作为诸葛亮南征的对象与蜀汉南中治理的合作者出现。

《三国志》《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等史料对孟获的记载，均围绕“南中叛乱”“七擒七纵”“归顺蜀汉”等核心事件展开，强调其“夷汉所服”的身份特征与“南人不复反矣”的历史贡献，并未进行过多的艺术加工。

这一时期的孟获形象，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知。

到了文学演绎阶段（宋元至明清），随着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兴起，孟获的形象开始被赋予更多的艺术色彩。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首次对“七擒七纵”故事进行了扩展，增加了孟获与诸葛亮之间的对话与心理描写，使其形象更加生动。

明代罗贯中所着《三国演义》则进一步将孟获塑造为一个“勇猛但鲁莽”“固执但正直”的少数民族首领形象，通过“火烧藤甲兵”“孟获妻祝融夫人出战”等虚构情节，丰富了孟获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强化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智者形象。

在《三国演义》中，孟获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成为衬托诸葛亮“攻心为上”战略思想的重要文学角色，其形象具有了鲜明的戏剧冲突性。

进入文化象征阶段（近现代以来），孟获的形象超越了历史与文学的范畴，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

在当代历史研究中，孟获被视为南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友好交往的代表人物，其与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故事，被解读为中华民族“以和为贵”“攻心为上”治理智慧的体现；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孟获被尊为“民族英雄”，其事迹被改编为民间故事、戏曲、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在国家统一与边疆治理的话语体系中，孟获的归顺故事被用来阐释“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强调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孟获形象的演变，本质上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基于自身需求对历史人物进行的记忆重构。

从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到文学中的“戏剧角色”，再到当代的“文化象征”，孟获的形象虽历经变迁，但其核心内涵——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疆、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始终未变。

这种内涵的延续，不仅反映了孟获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统一与和谐的不懈追求。

五、历史评价与争议：孟获生平研究的学术探讨

关于孟获的历史评价，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观点，这些观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七擒七纵”的真实性、孟获的民族身份以及孟获在南中治理中的作用。

关于“七擒七纵”的真实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汉晋春秋》的虚构，并非历史事实。

其主要依据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记载“亮至南中，所在战捷”，并未提及“七擒七纵”；且从军事逻辑来看，诸葛亮南征时间紧迫（仅用半年时间便平定南中），不可能对同一对手进行七次擒获与释放。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七擒七纵”虽可能存在细节上的夸张，但基本史实是可信的。《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生活在东晋时期，距离三国时期较近，其记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且“七擒七纵”符合诸葛亮“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与蜀汉政权在南中的治理政策相契合，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七擒七纵”是诸葛亮南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虽可能存在文学渲染，但并非完全虚构，其核心思想——“攻心为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孟获的民族身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孟获是汉族“大姓”后裔，其家族为秦汉时期迁入南中的汉族移民，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但仍以汉族身份自居；另一种观点认为，孟获是少数民族首领，其“孟”姓为少数民族姓氏的音译，而非汉族姓氏。

支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华阳国志》中“南中大姓有爨、孟、雍、毛、李、董、王、赵”的记载，认为孟氏家族是南中“大姓”的代表，属于汉族范畴；

支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孟获”之名与彝族语言中的“木侯”（意为“首领”）发音相近，推测孟获可能是彝族首领。

目前，学术界更倾向于认为孟获是“夷汉混血”或“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其身份兼具汉族“大姓”与少数民族“夷帅”的双重特征，这也是他能够“为夷汉所服”的重要原因。

关于孟获在南中治理中的作用，学术界普遍给予肯定评价。学者们认为，孟获作为南中“夷汉”首领的代表，其归顺态度直接决定了南中叛乱的平定效果与蜀汉南中治理的成败。

他在归顺后积极配合蜀汉政权，协调“大姓”与“夷帅”关系，推动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蜀汉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与军事支持，是诸葛亮南中治理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与推动者。

同时，孟获还为后世西南边疆的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其与诸葛亮之间的“合作模式”，成为中原政权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典范例，对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孟获作为三国时期西南边疆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一生经历了从叛乱首领到蜀汉官员的角色转变，见证了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征服与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不仅反映了东汉末年至蜀汉时期南中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生态，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攻心为上”的治理智慧。

尽管史书中对孟获的记载较为简略，且后世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次重构，但孟获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疆、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符号，其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始终不可忽视。

研究孟获的生平与历史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三国时期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