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2/2）

武力是维持统治的基础，之后才是具体的治理事务。

……

“既然人手不足，那直接增派人手不就行了？！”

燕王朱棣有些不甘心地说道。既然问题出在人手上，增加人手自然是最直接的办法。

只要提 民比例，哪怕是乡、镇、村、里的权力，也能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

燕长倾点了点头，赞同这个提议，随后看向朱棣问道：

“办法确实不错，提 民比例，自然能增强知县对地方的掌控力。”

“可问题是，这些新增人手的钱粮、物资、俸禄从哪儿来？”

“这可不是一两个县的问题，而是大明上下千余个县的问题！”

“即便一个不入流的小吏俸禄微薄，但若每个县都额外增设一批胥吏，再乘以千余个县，朝廷最终要承担的支出会是多少？”

“燕王殿下觉得，以朝廷如今的岁入，还能再负担得起这笔开销吗？”

朱棣顿时语塞。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何况是这么大的开支？

作为监国辅政的假太子，去年底的六部奏报他也听了。

虽然去年略有盈余，但那些结余本就是要留着应对天灾人祸的紧急支出，根本不可能再挪作他用。

见朱棣沉默，燕长倾知道他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或者说皇权能否深入基层，这个问题在燕长倾前世也引发过诸多讨论。

有人主张皇权止步于县城，也有人坚持皇权可以直达乡野。

燕长倾对此的见解颇为独到——自秦朝推行郡县制起，皇权既能深入基层，却又未能完全覆盖基层！

先论皇权下乡的依据。诸如乡、镇、村、里这些县级以下的行政划分，本身就是皇权意志的具体表现。

再看历代制度：汉唐的乡里制、宋元的保甲制，以及当朝洪武年间的户贴制度，无不是皇权的触角延伸，足以触及每个黎民百姓。

赋税与徭役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朝廷征收的赋税，可以精准到每个农户头上；摊派的徭役，也能落实到每个应役者身上。

这些政令在基层的贯彻实施，正是朝廷统治力的明证，更是皇权下乡的铁证！

因此就能力而言，只要统治者有意愿，皇权完全能够深入基层，甚至直达村落。

秦始皇嬴政与隋炀帝杨广便是明证。这两位 都能征调百万民夫——这些劳力从何而来？不正是从各个乡村里抽调的吗？对他们而言，何止是皇权下乡，简直是把整个村子都纳入了掌控。

然而皇权虽能下乡，却未必愿意全面下乡。

除了关乎国库收入的赋税，以及涉及国家建设的徭役这两项必须落实到户的权力外，朝廷在其他领域的权力很少直接下达到乡村层面。

原因之一在于交通阻隔。

以当朝洪武年间为例，除紧急政令外，一道普通政令从六部逐级下达到县级，通常需要一至三个月。而要继续传达到乡村，虽有可能，却要耗费更多时间与财力。

这个时代的乡间道路，多是经年累月人踩出来的小径，车马难行，只能靠步行传递。

道路状况堪忧，十之 的乡、镇、村、里皆是如此！

要将朝廷政令切实传达到基层，要么派遣三五胥吏耗时数月走遍全县数十乡、百余镇、上千村落；要么广招临时差役分头行动，虽效率倍增，却需额外支取银钱。

其二在于耗费甚巨。当朝户部拨付各级官署的岁支皆有定数。若为传达政令而额外征募差役，这笔开销并不在县衙年例公费之列。倘若主官提前耗尽公费，要么自掏腰包填补亏空，要么另寻生财之道。太祖所定官俸本就微薄，仅够维持官员家计。若因雇役之事倒贴俸银，这些官吏当真要无以为生了。

即便差役们不辞辛劳深入乡野，在这识字便可称读书人的年头，能看懂告示的百姓寥寥无几。若再遣人逐村宣讲解释，耗费更甚。莫说太祖吝啬，就算朝廷宽裕，以当下国库岁入也难以支撑。可见朝廷治权达县之后，每向下延伸一级，所需人力物力皆成倍增长。

寻常县衙公务本就繁剧，辖境小则百里，大则千里。刑名诉讼、钱粮赋税、劝农耕种、疏浚河渠、户籍丁口等诸般事务，俱要知县亲理，至多由县丞、主簿分劳。即便如此，一县公务仍堆积如山。故朝廷政令到县后，知县既无余暇亦无精力再向下传达，往往仅在县城张榜公示，召各乡长、镇长略作交代便算完事。至于乡长是否转达里长，里长是否晓谕百姓，知县既不得而知，也无心过问。

地方治理的困境

若百姓因不明政令引发事端，知县便会追究乡长、镇长、村长、里长的责任。倘若百姓不进城查看告示，而各级管事又未详细传达，那么百姓多年不知朝廷政令变更也不足为奇。

地方宗族势力根深蒂固，有言道：“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县以下多为宗族掌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同姓聚居形成的传统宗族，另一类则未必同姓，而是依附于某位德高望重的乡绅，同样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