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六）（846）（1/2）

远见（六）

李国强去世一年后，陈欣在整理爷爷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尘封的铁皮箱。

箱子藏在书房书架顶层，裹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报纸。陈欣小心翼翼打开，里面不是她预想的老照片或纪念品，而是整整一箱笔记——十六本硬壳笔记本，按年份排列，从1965年到2018年，跨越五十三年。

她翻开最早的那一本，泛黄的纸页上是爷爷年轻时工整的字迹：“今日师父教：修机器如医人，先问病症，再查病因，最后下药。不可见异象就换零件，须究其根本。”

下一页是简图，一台纺织机械的传动结构，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观测数据和思考：“为何第三轴承总是先磨损？非质量问题，乃安装角度有0.5度偏差。明日校准测试。”

陈欣盘腿坐在地板上，一本本翻阅下去。这些笔记记录了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一生：从学徒到师傅，从解决机器故障到参与技术改造，从个人钻研到带徒弟传艺。每一页都是具体的问题、数据、尝试、失败、再尝试。

但最触动她的不是技术内容，而是字里行间流淌的思考方式——

19着，表情越来越肃穆。

“妈，爸爸，”陈欣声音有些颤抖，“爷爷留给我们的，可能是比任何财产都珍贵的东西。”

李静抚摸着父亲最后的笔记，喃喃道：“我一直以为他当年逼我分手，只是老一辈的固执...原来他想了这么多，这么深。”

陈志远放下笔记本，长长叹息：“爸爸这一生，每一步选择背后都有完整的思考。这才是真正的远见——不是在关键时刻灵光一现，是日复一日的思考累积成的判断力。”

那天晚上，陈欣失眠了。她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笔记本上的那些记录。一个念头逐渐清晰：这些思考不应该被尘封在一个家庭的记忆里，它们属于更广阔的天地。

第二天，她找到周院士，带来了几本笔记的复印件。老院士戴上老花镜，一页页仔细阅读，整整两个小时一言不发。

最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孩子，你爷爷是个哲学家。”

“他是普通技术工人...”

“正因为普通，所以才珍贵。”周院士激动地说，“你看他的思考轨迹——从具体技术问题，到人的问题，到社会问题，再到代际传承问题。这是一个中国工人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完整精神成长史！”

他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学术界整天讨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但我们往往盯着宏观政策、经济数据，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普通中国人在这场巨变中是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的。你爷爷的笔记，就是这个缺失的一环！”

陈欣的心跳加快了：“您是说...”

“整理它们，研究它们，发表它们。”周院士斩钉截铁，“这不是你爷爷一个人的遗产，这是一代中国建设者的精神档案。我们需要这样的记录，尤其是在ai时代——当算法越来越聪明，我们越需要理解人类特有的那种基于经验、伦理和责任的思考方式。”

这个建议让陈欣既兴奋又惶恐。接下来的三个月，她暂停了所有其他项目，全身心投入到笔记的整理工作中。她不仅录入文字，还为每一段思考添加背景注释，采访笔记中提到的还在世的老工友，甚至找到了爷爷当年改造过的几台老机器的现状。

过程中，她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在1978年的笔记附近，她发现了一张夹在其中的剪报，报道的正是当年纺织厂引进德国设备导致工人下岗的新闻。爷爷在报道边缘用铅笔写了一句：“德国工程师汉斯今日私下对我说：在德国，这种技术升级会配套两年的工人转岗培训。我们只学了技术，没学配套的思考。”

陈欣顺着这条线索深入挖掘，发现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技术引进大潮中，确实存在“重设备轻人”的普遍现象。而爷爷当年的思考，竟超前地触及了后来被称为“技术伦理”和“公正转型”的议题。

更令她震撼的是1995年的记录。为了理解爷爷当年的判断，她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张浩现在的信息。曾经的“金融才俊”经历五次创业失败后，现在在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做业务员，离了两次婚，与子女关系紧张。一位老同学告诉陈欣：“张浩总抱怨社会不公，说如果当年娶了你妈，有你家老爷子指点，人生肯定不一样。”

陈欣把这段信息记录在爷爷的笔记旁，加了一行批注：“远见的反面不是短视，是只看见自己，看不见他人；只看见现在，看不见过去与未来的连接。”

整理工作进行到第六个月时，周院士建议她申请一个特别的研究基金：“我们要做一个开创性课题——《中国工业精神的口述史与笔记研究：从个人思考到集体智慧》。”

课题组成立那天，陈欣把铁皮箱带到了研究室。团队里有历史学者、社会学家、工程师、伦理学家，所有人都被笔记的深度震撼了。

历史学教授翻着1970年代的记录，感慨道：“我们研究工业化，总是看产值、看设备、看政策，却很少看到操作机器的人在想什么。这些笔记让我们看到了机器背后的人心。”

伦理学家则对1990年代的思考更感兴趣：“在全民下海经商、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一个普通工人坚持思考技术的‘温度’、选择的‘责任’，这种定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