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教训和叛乱(1/2)
七日后,斯特拉福德伯爵臀腿上的瘀伤虽未全然消退,但那锥心的疼痛已转为一种沉郁的隐痛,提醒着他不久前那场刻骨铭心的教训。
得益于行刑者的手下留情,骨头无恙,终究只是皮肉之苦——尽管这“而已”二字,对他这位位高权重的伯爵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羞辱。
这一次,没有倨傲,没有理所当然的闯入。
这位枢密院重臣规规矩矩地站在查理一世的办公桌前,沉默地接过了那份加盖了国王印玺、准其进入军营的手谕。羊皮纸的触感此刻显得格外沉重,它不再是一张简单的通行证,而是他被迫向一种陌生铁律低头的证明。
他再次来到那座军营门前,脚步不自觉地放缓。
阳光下,营区依旧静默,但这份静默在他眼中已不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种内蕴锋芒、不容侵犯的威严。
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尚有些僵硬的背脊,走到哨兵面前——并非上次拦截他的那几位,但眼神同样锐利,姿态同样无可挑剔。
“斯特拉福德伯爵,”
他清晰地报上名号,同时双手将那份手谕平稳地递出,动作间甚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郑重,“奉国王陛下之命,前来觐见威廉·柯林斯勋爵。”
整个过程,他不再试图用身份压人,不再有任何逾越规则的举动。
他像一个初次拜访陌生领主城堡的使者,严格遵守着对方的规矩。
哨兵接过手谕,仔细查验,随后利落地行礼侧身。
“请进,伯爵阁下。”
营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那座曾让他付出十军棍代价的“禁地”,第一次向他展露了内部的景象。
斯特拉福德伯爵迈步而入,脚步踏在寂静的土地上,心中翻涌的,不再是轻蔑的质疑,而是一种混合着屈辱、审慎,乃至一丝不得不生的敬畏的复杂情绪。
斯特拉福德伯爵此番前来,倒并非这位爷好了伤疤忘了疼,存心要来鸡蛋里挑骨头。这一次,他是身负王命,确有要事相商。
在白厅宫深处,查理一世向他最信赖的两位臣仆——斯特拉福德与威廉·柯林斯——透露了一个计划:他决心在牛津郡,这个大学与知识的重镇,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表态——恢复并强化国教体系,具体而言,便是在郡内重新设立一位听命于王室、能有效压制清教势力扩张的主教。
然而,这项任务看似是宗教事务,实则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牛津郡绝非温顺之地,那里清教思想根深蒂固,当地乡绅与学者中不乏狂热分子。
派遣任何一支由本土虔诚新教徒,甚至同情清教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前去,都可能引发骚乱、消极执行,甚至倒戈。
“那么,陛下,您计划让哪支队伍去执行这项……微妙的任务?”
斯特拉福德伯爵谨慎地询问。
查理一世的目光,缓缓转向了一旁的威廉·柯林斯,答案不言而喻。
他选中的,正是那支来自东方的军队。
为何是他们?
答案冷酷而精准:恰恰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在这里,“没有信仰”并非指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指他们不隶属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任何教派。
他们没有天主教的包袱,没有加尔文宗的狂热,也没有国教派那种可能存在的、对清教徒乡邻的手下留情。
在他们的世界里,国王的命令,就是最高的、也是唯一需要遵从的‘信仰’。
他们不会因宗教同情而犹豫,不会因派别争议而内讧。他们将这视作一项纯粹的军事任务:设立目标,排除干扰,达成命令。
在如今的欧洲大陆,一支如此纯粹、只认君王不认上帝的军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出第二支了。
查理一世需要的,不是一群可能会与当地人辩论教义的士兵,而是一把锋利、听话且绝不会伤及己手的世俗之剑
就这样,斯特拉福德伯爵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率领着一支奇特的混合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牛津郡。
走在他身侧的,正是七天前亲手执行军棍、让他屁股开花的那一千名大明士兵。此外,还有他从本土调集的一千名英国士兵。
行军伊始,一道无形的鸿沟便在队伍中显现出来,其对比之强烈,让斯特拉福德伯爵几乎无地自容。
在他的右手边,是那一千名东方士兵组成的队伍。他们沉默如山,秩序井然,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在平稳移动。
士兵们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着装载补给、弹药和野战炮的辎重车,车轮滚滚,步伐沉稳,除了必要的口令和器械的摩擦声,几乎听不到任何杂音。
而在他的左手边,那一千名英国本土士兵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吊儿郎当,队伍松散得像一盘散沙。
军纪?那似乎是遥远的概念。
他们沿途“就地取材”,这里掰走农户篱笆上的几头蒜,那里顺手薅走田埂边的几根葱,嬉笑怒骂,喧哗不绝,与其说是出征的军队,不如说是一群正在进行郊游的乌合之众。
斯特拉福德伯爵端坐于马上,目光在两支队伍之间来回扫视。
一边是令他臀部隐隐作痛、却又不得不佩服的钢铁纪律;
另一边则是让他颜面尽失、怒火中烧的本国散兵游勇。
强烈的耻辱感和愤怒灼烧着他的内心,他死死攥着缰绳,看着那些偷鸡摸狗的部下,一股难以抑制的念头涌上心头:“恨不得立刻架起一排燧发枪,把这帮丢人现眼的蠢货全部就地枪毙!”
然而,他只能将这股暴怒硬生生压下去。
他比谁都清楚,这才是欧洲军队,至少是他麾下大部分军队的常态。
而那支沉默的东方队伍,则是一个异数,一个让他既憎恨其无情,又不得不渴望其力量的完美战争工具。
队伍就这么一路晃晃悠悠,终于抵达了牛津郡。
然而,还没等斯特拉福德伯爵开始执行他恢复国教秩序的使命,另一个让他几乎血压飙升、怒火中烧的场面,活生生地在他眼前上演了。
他麾下那一千名英国本土士兵,非但没有展现出任何威慑力,反而在短暂的安营扎寨后,就与他们本该“镇压”或至少是威慑的牛津当地居民——那些多半是心怀不满的清教徒乡绅、学者和市民——打成了一片,谈天说地起来。
酒馆里,篝火旁,随处可见他的士兵与当地人勾肩搭背,分享着麦酒,热烈地交谈。
这已经不是军纪涣散,简直是敌我不分!
更让斯特拉福德伯爵气得浑身发抖的是,几名看上去有些身份的士兵(或许是些受过教育的中下级军官或士官),竟然被一群牛津的学者和牧师说得“幡然醒悟”。
他们非但没有执行命令的意图,反而一起跑到伯爵的临时指挥所前,义正词严地向他这个最高指挥官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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