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毒计(1/2)
崇祯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晨
经历一夜血火洗礼的北京城。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宫墙内外一片狼藉,士兵和民夫正在沉默地清理着战场,拾殓遗体。
朱由检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巡视着劫后的皇城。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战死的将士和百姓的尸身。忽然,他的脚步在一处残破的垛口旁停下——那里,礼部尚书周延儒正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官袍沾满尘土与暗红的血渍,双目空洞无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朱由检沉默地看了他片刻,缓步上前,微微俯身,伸出手去:“周爱卿,起来吧。地上凉。”
周延儒如同受惊般猛地一颤,抬起头,看到是皇帝,顿时慌乱得手足无措,连滚带爬地想跪下,却被朱由检托住了手臂。
“臣……臣……罪臣……无事……”周延儒的声音干涩沙哑,几乎语无伦次。他不敢直视皇帝的眼睛,内心煎熬。昨夜在皇城之下,他被叛军刀架脖颈,推在最前,那份贪生怕死、犹豫不决、甚至近乎默许的丑态,必然被城头上的天子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他是被胁迫的,虽然刀斧加身之时凡人皆会恐惧,但周延儒自己心里明白,在忠君死节和苟全性命之间,他那一刻的迟疑和软弱,已经彻底断送了他几十年经营得来的仕途乃至身后清名。陛下此刻的温和,比任何斥责都更让他无地自容。
朱由检看着眼前这位往日精明强干、如今却狼狈不堪的老臣,眼神复杂。他自然看到了周延儒的怯懦,但也能想见其被胁迫的无奈。此刻责备已于事无补,反而显得刻薄。
“无事便好,”朱由检的声音听不出太多情绪,“此番受惊了,先回府好生歇息吧。”
他没有多说安慰的话,也没有当场问罪,但这句平淡的“回府歇息”,听在周延儒耳中,却不啻于一道冰冷的休止符——他的政治生涯,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周延儒顿时老泪纵横,羞愧、悔恨、后怕交织在一起,他深深伏下身去,额头抵着地面,哽咽道:“臣……谢陛下隆恩……”
叛军的清扫与清算工作,一直持续到崇祯九年的六月初。
紫禁城的夏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血腥气。朱由检独坐于乾清宫,长长的宣纸上,是一个个曾经显赫的姓氏,如今后面只跟着冰冷的判决。他沉默了许久。最终,他闭上眼,轻轻挥了挥手,对侍立一旁的刑部尚书钱龙锡道,声音里听不出喜怒:“罢了,罢了。”
“按《大明律》,办了吧。”
该夷族的夷族,该斩立决的斩立决,该流放的流放,该徒刑的徒刑。帝国的律法机器开始精确地运转,用鲜血和死亡为这场骇人的叛乱画上句号。
随着京师的勋贵集团被连根拔起,朱由检的桌案上,很快堆起了另一套厚厚的册簿——那是查抄这些逆产所得的清单:城外相连的良田、城内雕梁画栋的庭院宅邸、繁华地段日进斗金的商铺酒楼……这些,都成了他朱由检的战利品,是沾着血、却也实实在在能填饱肚子、充盈国库的“战利品”。
钱就是钱,粮就是粮。在这内外交困、处处要钱的年景,他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去清高地将这些资财弃之不用。
“毕卿,”他几乎没有停顿,立刻召来了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清单推了过去,“即刻登记造册,厘清田亩房舍,招募流民、安排军屯,尽快让这些土地重新产粮,商铺重新开业。朕要看到它们变成活钱,变成军饷,变成赈济的米粮!”
毕自严郑重接过,他深知这些资产对近乎枯竭的国库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多言,只是深深一揖:“臣,遵旨!”
一场震动京畿的暴动,让大明瞬间失去了传承数十甚至上百年的勋贵家族。这是损失吗?站在乾清宫的门槛上,朱由检望着宫城外渐渐恢复秩序的京城,心中没有答案。他只知道,旧的枝叶被残酷地修剪而去,或许……只是为了这棵名为大明的老树,能挤出最后一丝生机,勉强地、挣扎地,再活一段时间。
他希望这不是损失。
至少,不该是。
崇祯九年四月末,成都府,巡抚衙门。
昔日庄严肃穆的大堂,此刻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诡异气氛。明镜高悬的匾额之下,端坐的不再是朝廷钦命的巡抚,而是身披赭黄袍、头戴翼善冠的原蜀王朱至澍。两侧持刀而立的,不再是衙役皂隶,而是面目凶悍、身着叛军号衣的卫士。
倪元璐被反绑双手,强行押跪在堂下。官袍沾尘,发髻散乱,但他瘦削的身躯挺得笔直,目光直射向那篡位逆贼,脸上毫无惧色,只有滔天的怒火与鄙夷。
“倪元璐!放肆!”侍立在伪帝身旁的一个老太监尖着嗓子厉声呵斥,声音刺耳,“你敢直视当今圣上?!”
“我呸!”倪元璐猛地啐了一口,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朱至澍!你这欺君犯上、猪狗不如的逆贼!也敢在此僭越称帝,公然谋反!朝廷大军一到,必教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那端坐在上的朱至澍,闻言非但不怒,反而得意地笑了起来,仿佛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
他抚摸着身上光滑的绸缎,慢条斯理地说道:“朕?朕乃是天命所归!朱由检小儿,昏聩无能,不敬祖宗,不恤民力,宠信奸佞,更重用女流,败坏朝纲!致使天怒人怨,四海鼎沸!朕不过是顺天应人,拨乱反正,拿回本就该属于朕的东西而已!他才是那个逆天而行的蠢货!”
“逆贼!安敢妄言天命!”倪元璐气得双目赤红,奋力挣扎,绑绳深勒入腕,“当今天子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呕心沥血,清丈田亩,整顿吏治,开源节流,所作所为皆为江山社稷!为这天下黎民!此乃中兴之兆!你这蛀虫,只知盘剥百姓、肥己营私,也配妄称天命?也配与陛下相提并论?!我倪元璐今日纵然一死,也绝不向你这等国贼屈膝!”
崇祯九年一月,孙传庭督师进剿奢安之乱残留的顽寇。战事本应如秋风扫落叶,迅速平定。然而,一股诡异的不安却逐渐在他心头萦绕——问题并非出在前线的叛军身上,他们已难成气候;问题出在他的命脉,那条蜿蜒于川蜀险峻山道之上的粮道。
蹊跷的是,并无任何叛军袭扰运粮队伍的军报传来。他的粮草供应,是在一片诡异的“平静”中,自己慢慢“消瘦”下去的。送达的粮秣,数量在不易察觉地逐次减少,如同一个悄无声息失血的伤口。更令人愤懑的是,那好不容易运抵的粮食,竟有半数或是霉变发黑,散发着腐臭,或是掺杂了大量沙土碎石,简直不堪食用。
这种手段,阴损而刁钻,非莽夫所为。若换做个粗枝大叶的将领,或许会被这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蒙蔽,只当是路途损耗或地方办理不力。但孙传庭是何等人物?他心细如发,对兵饷粮秣之事尤为敏感,每一笔收支都经过他亲自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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