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大变革前夜（2/2）

· 甚至天幕武道院的进阶内容，也往往被大门派垄断解读。

知识，本应是打破阶级固化的利器，但在现实中，却常常成为固化甚至加剧阶级分化的工具。那些原本就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取和运用新知识，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

黄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主持汉水学堂教务会议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能不能编写一套通俗易懂的启蒙教材，将天幕最基础、最实用的知识整理出来，免费发放给所有愿意学习的人？”

朱子柳担忧道：“黄帮主，此举恐引来非议。那些大门派、大学者，向来将知识视为私产……”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做！”黄蓉坚定地说，“天幕降临，本为普惠众生。若知识被少数人垄断，与天幕初衷相悖。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打破这种垄断。”

于是，在郭靖黄蓉的主持下，一套名为《天幕启蒙》的简易教材开始编纂。内容包括：常用天幕数字和算学符号、基础力学原理图解、常见疾病防治常识、简易农具改良方法、基础法律概念……

教材力求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甚至考虑到了不识字的人可以通过看图理解。印刷则由襄阳自建的简易印刷坊完成，成本压到最低。

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普通百姓欢欣鼓舞，保守学者激烈反对，而慕容复和伯颜则陷入了沉思——他们既看到了普及知识的价值，也担心这会动摇现有的统治基础。

知识的民主化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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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仰体系的重构危机

技术爆炸和知识普及，对传统的信仰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当自然现象可以用“力学原理”、“化学反应”来解释，当疾病可以用“细菌致病”、“对症下药”来治疗，神灵的位置在哪里？

江南某县城，城隍庙前。

一场激烈的对峙正在发生。一方是县衙组织的“防疫队”，他们按照天幕传授的医学知识，要求清理城隍庙周边的污水沟、焚烧病死动物的尸体、对病患进行隔离。

另一方是当地的乡绅和庙祝，他们坚决反对：“城隍庙乃神明居所，岂容尔等擅动？疫病乃天罚，唯有诚心祷告，方能消灾！”

防疫队长是个年轻人，他试图解释：“各位乡亲，疫病传播是因为‘细菌’——就是天幕说的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清理污水、焚烧尸体、隔离病人，是为了阻止细菌传播，这是最有效的防疫方法！”

“胡说八道！”一个老秀才怒斥，“什么细菌？分明是渎神之语！自古以来，遇瘟疫则求神拜佛，哪有你们这般胡来的！”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县令不得不亲自出面，一面安抚乡绅，一面强令执行防疫措施。结果，采取了防疫措施的街区，疫情确实得到了控制；而坚持传统做法的街区，病死率是前者的三倍。

事实胜于雄辩。类似的案例在各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动摇：

· 以往遇到旱灾，要求雨；现在知道可以修水利、挖水井；

· 以往遇到蝗灾，要祭虫王；现在知道可以通过深耕、放鸭等方法防治；

· 以往生病，主要靠求神问卜、喝符水；现在知道可以找医生、用药石。

这不是说信仰完全消失了，而是它的功能发生了转移。人们不再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神明，而是开始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正确的知识和方法，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这种转变是渐进而深刻的。在民间，出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信仰态度：神可以拜，但事也要自己做；既祈求神明保佑，也学习天幕知识。

一个老农的话很有代表性：“拜菩萨是求心安，学天幕是求实利。两者都要，日子才能过好。”

但对于传统的宗教组织来说，这种转变带来了生存危机。香火钱减少，信众的虔诚度下降，年轻一代对教义的兴趣远不如对天幕知识的热情。

一些开明的宗教人士开始主动调适。某位道长在讲经时说：“道法自然，天幕揭示的自然规律，正是‘道’的体现。学习天幕知识，即是参悟大道。”

某位高僧则说：“佛度有缘人，天幕传播知识，亦是度人之法。二者殊途同归。”

但这种调适能走多远，能否真正解决信仰体系的深层危机，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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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评价体系的转移

最深层次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上。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序列，正在被新的标准冲击和重塑。

金陵，秦淮河畔的“才子宴”。

这是江南文人一年一度的盛会，往年都以吟诗作对、品评书画为主。但今年的宴会，气氛有些不同。

宴席过半，主持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翰林，按照惯例提议：“诸位，何不以‘秋月’为题，各赋诗一首？”

多数文人纷纷响应，但坐在下首的几个年轻人却面露难色。其中一个起身拱手：“老先生，晚生近日忙于研究‘流体力学’在漕运改良中的应用，诗才荒疏，恐怕难以献丑。”

此言一出，满场寂静。

老翰林皱了皱眉：“赵生，你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怎可如此荒废文采？”

赵生坦然道：“老先生，非是荒废，而是觉得有更紧要之事。如今天下剧变，漕运关乎国计民生。若能改进运输效率，节省一分人力物力，便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比起几首吟风弄月之诗，晚生以为此事更为重要。”

这番话引起了激烈争论。

“荒谬！诗文乃风雅之事，岂可与俗务相提并论！”

“赵兄此言差矣！若无诗文传世，与禽兽何异？”

“我倒觉得赵兄说得有理。如今天幕降临，知识日新，我辈读书人岂可固步自封？”

争论的背后，是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分歧。在传统体系中，最高价值是道德文章、诗词歌赋；而在新的体系中，实用知识、专业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这种价值转移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 以往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工匠技艺，现在被视为“格物致知”的实践；

· 以往被轻视的算学、经济，现在被视为治国理政的必备知识；

· 甚至以往被认为“粗鄙”的军事、工程，现在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婚姻市场上。以往士人最受欢迎，现在则出现了分化：懂新学的士子依然抢手，但精通技术的工匠、善于经营的商人、通晓实务的吏员，也开始成为理想的婚配对象。

一位江南富商在为女儿择婿时，对媒人说：“不一定要进士举人，但必须懂天幕之学，要么精通算学经济，要么擅长机械营造。那些只会死读经书、吟诗作对的，就不要提了。”

价值评价体系的转移，是社会最深层的变革。它改变着人们的追求方向，重塑着社会流动的通道，最终将改变整个文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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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范式转移的阵痛

技术、生产、知识、信仰、价值——这五个层面的变革交汇在一起，意味着整个社会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或至少是前工业文明）的过渡，正在这个被天幕加速的世界中痛苦地展开。

这种范式转移带来的阵痛是全方位且剧烈的：

认知上的撕裂： 老一辈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年轻一代接受的新知识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技能上的淘汰： 传统的手工技能在机械化面前迅速贬值，大量手工业者面临失业。而学习新技能又需要时间、资源和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转型。

身份上的迷茫： 原有的社会身份（士农工商）正在模糊，新的身份（技术官僚、产业工人、专业学者）尚未完全确立。许多人陷入“我是谁”的迷茫中。

道德上的困惑： 传统的伦理道德在面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新社会关系时，常常显得无力。什么是义？什么是利？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都需要重新定义。

安全感的丧失： 当一切都处于快速变化中，人们失去了稳定预期的能力。今天还值钱的技能，明天可能一文不值；今天还稳固的产业，明天可能被新技术颠覆。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普遍的焦虑。

郭靖在一次巡视襄阳城防时，听到两个老兵在聊天。

一个说：“老哥，你说这世道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以前打仗，就是刀对刀、枪对枪，拼的是力气和勇气。现在呢？隔着一两百步，轰的一声，人就没了。这仗打得，憋屈！”

另一个叹气：“何止打仗？过日子也一样。我儿子在学堂学什么‘格物’，回家说的那些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有时想，是不是咱们这些老家伙，已经被这世道淘汰了？”

郭靖默默听着，心中沉重。他知道，这种迷茫和焦虑不是个例，而是整个时代的普遍情绪。变革太快，灵魂跟不上脚步。

黄蓉看出了他的忧虑，轻声安慰：“靖哥哥，大变革的时代，总是痛苦的。但痛苦过后，可能是新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让这个过程平稳一些，让更多人能跟上，而不是被抛弃。”

“你说得对，”郭靖握住她的手，“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在激流中驾着一叶扁舟，既要奋力向前，又要努力保持平衡，还要尽量多救一些人上船……”

大变革的前夜，最是黑暗，也最是充满希望。旧世界的轮廓正在模糊，新世界的模样尚未清晰。所有人都在摸索前行，在阵痛中学习，在碰撞中适应。

而天幕，依然静静地悬挂在天空，继续播撒着知识的种子。它不承诺美好，只提供可能；不指明道路，只点亮灯火。真正的选择，在每个人自己手中。

文明的转型，从来不是温和的演进，而是伴随着剧痛的分娩。当新生的第一声啼哭响起时，旧的时代就将真正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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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