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厦门之行（2/2）

回到住处，覃允鹤立刻给运销处的处长打电话汇报情况，还请运销处出面担保，想从港口先借三万吨煤，后续再发运还账。处长对“先借后还”的做法有些犹豫：这事虽好，却太大胆，很可能把矿务局推到风口浪尖，稍有闪失就会引发震动。毕竟处长处在敏感位置，运销处是矿务局的经济核心，每一个决定都影响全局，要对所有煤矿负责，而非只服务于北服公司——北服公司是脱离母体的三产单位，独立经营，和仍在执行“计划+市场”双轨制的煤矿不同，它没有国家计划，完全靠市场经济生存。处长的理念里仍有计划经济的谨慎，自然不敢轻易松口。

覃允鹤软磨硬泡，先后打了三次电话，处长总算同意了。他立刻给陈总打电话，说三万吨煤的生意能做，还要求“离岸前一次性付清货款”，陈总爽快答应。两人约定第二天一起飞回青岛，让陈总派人与他同行，机票也一并安排好。挂了电话，覃允鹤心里乐开了花——这次出行真是意外之喜，本想在广州签单，没成想厦门藏着生意。他恨不得立刻回去签协议、收款，这样公司就能有近两个月的喘息时间，说不定到时候市场主动权又能回到供方，日子就能顺风顺水了。这股高兴劲让他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起床，眼皮都肿了。

《寒窑赋》说“时也，运也，命也”，时运不济，再顺的事也会出岔子。港口那边好不容易联系好，矿务局却突然要求“每吨煤上浮五元”——这个变化像当头一棒，让覃允鹤懵了。他已经和陈总谈好价格，业务员也在现场，要是生意黄了，陈总会怎么看他？肯定觉得他是个“大忽悠”。覃允鹤这辈子从没忽悠过人，也绝不想当这样的人。这份执念推着他想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转让给其他单位”，可转让也有风险，弄不好会落个“吃里扒外”的名声。

他犹豫不决，是转让还是放弃？终究还是想把事办好，便找公司领导，希望领导能和运销处长沟通——只是做个担保，又不是让矿务局出钱，应该不难。可领导的话让他彻底凉了心：“我和处长不熟，你自己去沟通吧。”覃允鹤真想反问“难道工作是为熟人干的吗”，但终究没说出口。失望之下，他顶着压力找到半岛机电公司，一再声明“不赚一分钱好处”，总算说服对方接下这单生意。他如释重负，自言自语：“总算没当大忽悠。”

可天有不测风云，这单生意最终还是没做成。一周后，统配煤炭价格突然下调二十元——这一下就少了六十万利润。覃允鹤见了领导，也说不出别的，只伸出手指比了个“六”，意思是“丢了六十万”。领导也很无奈，只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