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风起（1/2）

景隆三十八年河工支用簿的发现，如同在黑暗的迷宫中发现了一盏关键的引路灯。虽然尚不能直接照出所有魑魅魍魉，却清晰地指明了调查的方向。林砚与七皇子朱瑾、王守哲三方密议后，一个缜密的反击计划开始悄然实施。

计划的核心，在于“借势”与“点火”。

首先，由七皇子朱瑾以其“潜心读史，关注实务”的形象，在一次经筵日讲后，向皇帝“请教”前朝治河得失，并“偶然”提及，读史时发现景隆朝治河款项浩大，却收效甚微，疑惑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并建议可否由翰林院或都察院，择取部分典型年份河工账目，进行复核研讨，以“明得失，鉴今朝”。

朱瑾年纪虽小，但提出的问题角度刁钻，且冠冕堂皇，完全符合一个好学皇子的身份。皇帝对自己这个聪慧儿子的“好学”颇为赞许，虽未立刻应允，却也将此事记在了心上。

几乎与此同时，王守哲则在朝堂之下，开始动用其影响力。他并未直接弹劾任何人，而是联络了几位交好、且对徐阶一派把持户部、工部早有不满的官员，以及都察院中那些真正心怀社稷、不畏权贵的御史，开始在士林圈和言官体系中，散播一种“忧患”论调：即近年来国库空虚，然各项开支却有增无减，其中多有蹊跷，恐有巨蠹侵吞，当彻查历年重大项目款项，以正视听。

这些言论如同投入油锅的水滴，立刻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中激起了更大的波澜。

而林砚，则在度支司内，开始了他的“点火”行动。他不再仅仅复核分配给他的账目，而是以“梳理旧制，厘清脉络”为名，向周郎中提交了一份条陈，建议对近十年所有涉及“河工”、“军械”、“采办”等重大专项支出的账目，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内部梳理和交叉复核，以提升度支司账目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这份条陈合情合理，完全是从业务角度出发，周郎中即便心中一万个不愿意，也难以找到正当理由驳斥，只得硬着头皮应承下来，但执行起来自然是能拖则拖。

林砚要的就是他这个态度。他不再依赖司内书吏，而是亲自带着两名由王守哲暗中安排进来的、精通算学且背景清白的年轻吏员，开始了对目标账目的“梳理”。他选择的切入点，正是与“裕泰昌”银号往来密切的那些年份和项目。

他的动作虽然依旧在规则之内，但那种不依不饶、追根溯源的架势，以及时不时“发现”的一些无伤大雅却足以让人心惊肉跳的小疑点（如数字涂改、凭证缺失等），如同一根根细小的芒刺，不断扎在周郎中及其背后势力的神经上。

户部度支司内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

周郎中几次试图以“年深日久，难以深究”或“牵涉过广，恐生事端”为由，劝说林砚适可而止，甚至隐晦地暗示可以给他一些“好处”。但林砚要么装聋作哑，要么义正辞严地表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账目不清，寝食难安”，将周郎中所有的软硬钉子都原封不动地挡了回去。

这一日，林砚正在核对一批与“裕泰昌”有关的军械采办账目，赵铁鹰通过特殊渠道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林砚精神大振。

信是王守哲所写，言明：经过多方秘密查探，已初步掌握“裕泰昌”东家胡明达，与现任工部右侍郎刘永年、宫内某位妃嫔之弟（一位担任闲职的勋戚）往来密切的铁证（包括几次隐秘的宴请和巨额礼单）。更重要的是，查到胡明达近年来通过“裕泰昌”，将大量资金转移至其在江南开设的几家绸缎庄和船行，疑似洗钱和转移资产。都察院刘通判那边，也已暗中收集了不少关于刘永年任职工部都水清吏司期间，工程发包存在严重问题的民间诉状。

时机，正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