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昭武（1/2）

南京的秋，比起武昌少了几分江水的潮润，多了几分六朝金粉沉淀下的、略带萧瑟的雍容。秦淮河的水似乎也流得慢了些，倒映着两岸重新挂起的红灯笼和修缮一新的画舫檐角，桨声灯影里，依稀能听见丝竹管弦和文士吟唱，试图找回几分旧日太平年景的错觉。

但此刻，聚集在南京皇宫武英殿内的数十人，却无人有暇品味这份故都秋韵。殿内气氛庄重肃穆，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长条形的楠木会议桌两侧，坐着这个新生政权最核心的文武重臣。左侧以金声桓为首，依次是黄得功、郑成功、孙铭等军方将领，以及从真定、山东等地赶来的几位高级镇守使。右侧则以陈子龙为首，沈文渊、从北京赶来的范文程（以“参赞”身份列席）、户司、工司、礼司等各衙门主事依次而坐。主位空悬，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位置属于正在从武昌赶来的林慕义。

会议在林慕义抵达前，由陈子龙主持，已经进行了一整天。议题庞杂而具体：北方新收复地区的官员选派与考核标准；军队整编、驻防及军饷保障方案；如何处置原清廷宗室、勋贵及投诚官员的庞大产业；江南“摊丁入亩”经验向北方推广的步骤与可能阻力；以及最迫在眉睫的——国号、年号、都城、官制等一系列开国建制的大事。

争论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关于国号，虽有“明”字为基，但具体是直接沿用“大明”，还是如历史上诸多中兴之主般另加一字以示革新（如“新明”、“兴明”），文臣们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年号更是众说纷纭，有主张用“光复”、“靖难”等彰显武功的，也有推崇“中和”、“永昌”等寄寓文治的。

关于都城，分歧更大。南京派（以部分江南籍官员和保守文臣为主）力陈南京乃太祖龙兴之地，财赋重地，且已粗具都城规模，迁都劳民伤财，且易使天下轻视江南根本。北京派（以金声桓等北方将领及部分务实官员为主）则强调北京乃元、明、清三代旧都，控扼幽燕，震慑塞北，定都于此方能彰显混一宇内、掌控四方的气魄，且有利于安抚北方人心，巩固新得之地。

军制与土地问题的讨论，则更显尖锐。金声桓提出，北伐大军功勋卓着，应论功行赏，分封爵位，并划定部分屯田区域安置退伍老兵及有功将士。沈文渊则坚持，新朝当汲取前明教训，避免军户世袭、武将坐大，军功赏赐应以金银田宅为主，而非裂土分封；土地政策更须全国划一，无论是军屯、官田还是民田，均须纳入“摊丁入亩”新制清丈范围，严禁任何形式的土地特权化。

郑成功难得地参与了陆上事务的讨论，他更关心海上力量的定位与投入。“王爷，”他对着空悬的主位方向拱手（林慕义虽未至，但其意志无形笼罩会场），“此番北伐，水师之功不可没。未来天下，海洋之利不可估量。臣以为，当设专理海事之衙门，统辖水师、海贸、港口、造船诸务，并加大投入，速造新式战舰，巩固已得海权，并开拓远洋航路。辽东、朝鲜、日本乃至南洋，皆大有可为。”

他的提议得到黄得功附议，却也让一些习惯于陆上思维的官员面露疑虑。远洋航行耗费巨大，且风险莫测，在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之际，是否值得倾注如此多资源？

就在争论渐趋白热化、却又因缺乏最终裁决而陷入僵持时，殿外传来清晰的通报声：“摄政王驾到——！”

所有人立刻肃然起身，目光齐刷刷投向殿门。

林慕义并未穿着华丽的王服，依旧是一身略显简朴的藏青色常服，只是腰间多了一柄代表权柄的玉带。他步履沉稳，面庞比武昌时清减了些，但目光更加深邃明亮。他径直走向主位，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将那些或激动、或期待、或焦虑、或不安的神情尽收眼底。

“都坐下吧。”他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住了殿内所有细微的嘈杂。“争论了一天，辛苦了。诸位所议，我在路上已看过简报。”他示意陈忠将一叠厚厚的文书摘要放在案头。

他没有立刻对具体争议做出裁决，而是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们今日坐在这里，不是来分蛋糕的，更不是来复刻前朝旧制的。我们聚在此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用血与火赶走了鞑虏，收复了山河，接下来，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要凭什么在列祖列宗奠定的基业上，避免重蹈前明覆辙，又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他停顿片刻，让这个问题沉入每个人心底。

“首先，国号。”林慕义斩钉截铁，“就是‘大明’。不必加任何修饰。我们不是另起炉灶，我们是承继道统，拨乱反正。太祖高皇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功业，我们今日不过是在重复、在完成。这个‘明’字，是凝聚天下汉人心的旗帜，不能丢，也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