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以退为进》（1/2）

藤田芳政办公室内那短暂的寂静，仿佛被无限拉长。声明书被撕毁的碎片，静静躺在废纸篓中，如同一个被暂时搁置，却并未消失的判决。藤田芳政那“需要看到更具体体现”的要求，和南造云子那洞悉一切般的玩味目光，都像无形的绳索，缠绕在明渊的脖颈上，缓缓收紧。

他知道，仅仅依靠口头上的“思虑周全”和“为帝国着想”，远不足以真正打消疑虑。他必须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一个足以暂时填补“公开声明”空缺的、能够被藤田芳政握在手中的“把柄”或“承诺”。退，是为了更好地进；暂时的屈服，是为了更长远的潜伏。

他脸上那适度的激动与为难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仿佛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然。他没有立刻离开，反而上前一步，姿态比之前更加恭谨，声音也压低了几分，带着一种近乎交付投名状的肃穆：

“课长，云子少佐，属下方才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公开声明虽暂不可行，但属下的忠诚，天地可鉴，不容有丝毫置疑。”他微微停顿，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为彻底表明心迹，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属下愿立下书面誓言，呈报课长留存。此誓言仅限课长过目，代表属下对帝国，对课长您个人的绝对效忠。如此，既可安内部之心，又可保属下行动之灵活，两全其美，望课长恩准。”

这一手，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他主动提出立下书面誓言，将“忠诚”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交给了藤田芳政。这看似是极大的让步和冒险，但实际上，这份“私密”的誓言，其性质和影响力，与那份要求登报的公开声明，有着天壤之别。

其一，控制知情范围。 仅限于藤田芳政（或许包括南造云子）知晓，避免了在广大中国民众和潜在抵抗力量面前自绝后路，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未来被组织或军统方面发现的可能。

其二，强化个人绑定。 他强调这是对“课长您个人”的效忠，巧妙地将自己与藤田芳政进行更深度的捆绑，迎合了上位者掌控下属的心理，也使得这份誓言的“效用”更多地依赖于藤田芳政个人的信任，而非不可更改的公开事实。

其三，保留操作空间。 私下誓言，其具体措辞可以由他精心雕琢，在表达“忠诚”的同时，可以埋下一些未来或许能用于解释或辩驳的伏笔。

藤田芳政冰冷的眼眸中，终于闪过一丝真正的意动。他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完全掌控的感觉。一个能力出众、却又将“忠诚”的把柄亲手交到自己手上的下属，远比一个仅仅依靠公开声明来表忠心的工具，更符合他的用人哲学。

“哦？”藤田芳政身体微微后靠，做出了默许的姿态，“既然如此，你便写来。”

南造云子掐灭了手中的烟，饶有兴致地看着明渊，仿佛在欣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

明渊不再多言，走到一旁备有纸笔的小几前，端正坐下。他提起毛笔，系统在脑海中高速运转，辅助他斟酌着每一个字的重量与边界。他必须让这份誓言看起来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却又不能留下任何未来可能被用作直接罪证的关键词。

他屏息凝神，笔尖在宣纸上落下：

“立誓人藤原拓海（明渊），谨以赤诚之心，对天照大神及帝国天皇陛下起誓：”

（开篇点明双重身份，以示“坦诚”，并将效忠对象拔高至天皇，符合“藤原”身份，也避免了直接针对中国的敏感表述。）

“自蒙圣恩，赐姓藤原，深感皇恩浩荡，无以为报。今帝国圣战已启，东亚共荣伟业如日方升，此乃千载难逢之历史机遇，亦为拓海实现个人抱负、光耀门楣之唯一坦途。”

（将个人利益与“帝国伟业”捆绑，符合一个“投机者”或“被感化者”的心理逻辑，显得真实可信。）

“拓海深知，唯有紧随帝国步伐，竭尽所能，贡献全部智慧与心力，方不负圣恩与课长（藤田芳政阁下）之信重。在此，拓海郑重立誓：”

（再次强调对藤田个人的效忠，强化私人纽带。）

“一、此生此志，永不背离帝国利益之轨道。一切言行，皆以服务帝国、推进圣战为首要准则。”

（“帝国利益”、“服务帝国”是相对模糊的概念，留下了未来解释的空间。）

“二、于上海新秩序构建之中，必当殚精竭虑，运用所有资源与人脉，确保新政府高效运转，最大限度为帝国战争提供支持。”

（承诺具体行动，但限定在“上海新秩序”和“支持战争”的框架内，未涉及更敏感的政治表态。）

“三、此心此身，皆属帝国。若有违此誓，甘受任何严惩，人神共弃。”

（结尾以严厉的自我诅咒收束，增强誓言的份量和“真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