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冷酷的损失转嫁（2/2）

可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蒋介石比谁都清楚，真正的麻烦不是寰宇本身，而是钱袋子的集体“失灵”。以往每逢军费告急，他只需一个电话，江浙财团的银行家们便会带着支票赶来——虞洽卿的上海总商会、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这些曾在“四一二”政变中为他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的“功臣”，如今却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他派去催款的副官回来复命，说虞洽卿以“商会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脱，陈光甫则直接避而不见，只让秘书传话说“银行需应对挤兑风险，实在无力再垫款”。

这种消极态度的背后，是江浙财团与蒋政权日益加深的裂痕。“四一二”之后，这些银行家与实业家本以为能换来稳定的商业环境和政治话语权，却没想到迎来的是孔、宋家族的全面挤压。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后，以“整顿金融”为名，将国债发行权牢牢抓在手中，江浙财团以往靠承销国债赚取的丰厚利润被大幅压缩；宋子文则借着“统制经济”的名义，将火柴、水泥等民生行业纳入国营，实则交给孔宋嫡系经营，江浙实业家的工厂因原料短缺、销路受阻纷纷倒闭。杜月笙那句“夜壶”的自嘲（内急时需用，用完后则嫌其臊臭，恨不得塞到床底最深处），成了财团们私下传阅的心酸注脚——他们当初出钱出力，帮蒋介石登上权力巅峰，如今却被视作“用完即弃”的工具，连基本的利益都难以保障。

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冷酷现实，使得江浙财团的核心成员与蒋介石政权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他们开始意识到，投资蒋介石的政治风险远高于商业回报。因此，当蒋介石再次将筹款的视线投向他们时，回应他的不再是昔日的热情与慷慨，而是各种推诿、诉苦和消极应付。双方在金融理念和经济利益上渐行渐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次秘密聚会上，陈光甫曾对着几位核心成员直言：“蒋先生的政权，如今成了孔宋两家的后花园。我们再往里投钱，不是帮他，是帮孔家少爷小姐买游艇、置房产！”这番话道出了财团的集体心声——他们终于看清，投资蒋介石的政治风险已远超商业回报。当蒋介石再次要求江浙财团认购1000万银元的“剿共公债”时，得到的回应是集体性的沉默。银行家们要么拖延，要么用“股东反对”“储户恐慌”等理由搪塞，曾经的“铁杆支持者”，如今成了最坚决的“旁观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渊当初的“出走”才更显远见。他本就是江浙商人圈子里的佼佼者，早从孔宋家族对寰宇的干预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当初宋子文强行否决他的风险控制方案，转而听信洋商的“高杠杆投资建议”时，徐渊便明白，这家公司早已不是商业平台，而是权贵资本博弈的工具，所以他顺水推舟似的配合“被”排挤出决策层。

他见过太多同行的结局：有的实业家为了保住工厂，被迫将股份低价转让给孔家子弟；有的银行家因拒绝垫款，被安上“通共”的罪名，最终家破人亡。与其等到被榨干价值后像“夜壶”一样被丢弃，不如趁早抽身，将事业重心转向尚未被孔宋势力渗透的重庆大后方。

此刻的蒋介石，正陷入两难的困局。他可以在办公室里严厉斥责孔祥熙“无能”、宋子文“鲁莽”，却不敢真的对他们动怒——孔宋家族是他权力的核心支柱，宋霭龄掌管着家族的人脉网络，宋美龄是他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孔祥熙则掌控着财政命脉，失去他们的支持，他的政权将瞬间崩塌。他也无法强迫江浙财团就范，没有他们的资金支持，前线的“围剿”行动将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引发嫡系部队的哗变。

最终，填补寰宇亏空的方案，还是落到了最熟悉的“老套路”上。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增发5000万法币债券，以“国有铁路”为抵押，强制要求全国银行、商号认购——这看似“合法”的操作，实则是变相的通货膨胀，每一张债券都在稀释普通民众的财富；同时，他还将四川、云南等地的鸦片专营权低价转让给孔家嫡系，通过垄断鸦片贸易填补亏空；更甚者，国民政府还下令增加“剿共特别税”，从田赋、盐税到厘金，层层加码，将压力完全转嫁给底层民众。

这些措施像一剂剂猛药，短期内或许能堵住窟窿，却在加速侵蚀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上海的大米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三成，普通民众难以糊口；苛捐杂税引发地方叛乱，四川、湖南等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江浙财团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不少银行开始秘密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远在重庆的徐渊，从亲信传来的消息中得知这一切，只是平静地合上了电报。他站在书房窗口，望着嘉陵江上往来的商船，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那个建立在权力与利益之上的蒋氏政权，就像一座根基不稳的金字塔，内部的裂痕正随着每一次危机不断扩大。寰宇公司的亏空，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风浪，还在后面等待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他，早已在大后方为自己铺好了另一条路，远离那场终将到来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