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阶层割裂（2/2）

日本的威胁则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全面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1935年，日本在华北的活动日益猖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南京作为首都，新政府建筑正在北部大规模兴建，而大部分市民则居住在南部旧城，城市的二元结构清晰可见。某种意义上，南京是名义上的首都，但中国的实际权力与经济中心仍在上海 。这种“首都”地位的微妙性，以及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给南京的社会心态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不安。街头巷尾关于日本人的传闻、抵制日货的零星标语、以及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忧心忡忡的社论，都是这种不安情绪的具体体现。

1935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严峻。年初，受美国“白银法案”影响，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金融混乱——银根枯竭，利率飙升，大量工厂、商店倒闭，失业人口激增。这一宏观经济危机具体到南京的市民生活中，就是米价的波动、店铺的关张、以及人力车夫们愈发艰难的生计。政府虽然在讨论推行了“法币改革”，大概就是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废除银本位，试图稳定金融。这一举措在长远看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当时，对于习惯了使用银元和铜板的普通百姓而言，却可能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与恐慌。他们攥着一夜之间可能作废的金属货币，内心写满了迷茫与焦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虽然很快就颁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试图对中央与地方财政进行划分 ，但税收混乱的问题积重难返。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政府虽有心整顿，但往往收效甚微 。一个开小杂货铺的老板，可能需要应付十几种不同名目的税吏；一个农民进城卖菜，在城门口就要被盘剥掉一部分利润。这种无处不在的经济压力，可见当时普通南京市民生存状态之艰难。

徐渊和妻子陈舒妍的谈话就曾经提起过，这两年左翼文化运动在压制下艰难发展。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就在南京活动，他们的作品通过隐晦的方式批判社会现实。以冰心为代表的作家则继续着她们的文学创作，其作品反映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境与关怀。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们，既可能在课堂上学习着西方最新的科学与哲学，也可能在秘密读书会里传阅着《共产党宣言》。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热情，也因现实的黑暗而感到迷茫和愤怒。这种思想上的骚动与挣扎，是这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群像的核心特征。

这这一切的一切，充满着的是现代化建设与战争阴影的矛盾，是政府高层的权力游戏与底层民众生存挣扎的矛盾，是西化精英生活方式与传统市井生态的矛盾。政治暗流、经济危机、社会万象透过日常生活场景，让徐渊真正“走进”这个风雨飘摇却又看似充满生机的1935年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