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此消彼长（2/2）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徐渊与陈济晟的选择，正悄然改变着力量的对比，此消彼长。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失利，更体现在对这种内部新生挑战力量的失控上。一场超越战场硝烟的、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暗战，已在雾都重庆的阴影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

时光荏苒，1945年8月15日，重庆南山徐家大院的书房里，收音机里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声，电波带着电流的杂音，却字字如惊雷，炸响在静谧的空间里。徐渊站在窗前，指尖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他微微一缩手，才恍然回过神来。

窗外，山城重庆早已陷入沸腾，鞭炮声、欢呼声穿透了厚重的云层，与书房内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他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墙上悬挂的那张早已被标记得密密麻麻的地图——上面有日军推进的红线，有正面战场的鏖战点，有敌后根据地的游击区，更有一条条用蓝笔标注的、从西南延伸至南洋、从西北连接至敌后的隐秘航线。八年烽火，仿佛都浓缩在了这张斑驳的地图上，每一道痕迹，都刻着他与岳父陈济晟，以及无数人用血汗铺就的救国之路。

徐渊闭上眼，脑海中翻涌着八年间的一幕幕，心绪如潮。

他想起1938年秋，岳父陈济晟从延安归来时，眼中那簇不同于往日的光亮。那时武汉、广州刚失守，举国上下弥漫着悲观，而岳父带回的，不仅是对西北那支力量的笃定判断，更是一份“另一条出路”的希望。正是那份见闻，让他更加坚定了“分散布局、多点支援”的决心——既要给正面战场供应钢铁、药品、粮食，也要通过秘密航线，将南洋募集的物资、侨胞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送往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根据地。他至今记得，第一次通过滇缅公路转运药品时，车队遭遇日军特务伏击，“南洋救国纵队”的战士们为了护住满车的磺胺类药物，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炮火，鲜血染红了泥泞的山路。那些年轻的侨胞子弟，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看清胜利的曙光，就永远倒在了护运的路上。

他想起自己一手搭建的工业体系，在战火中如何逆势生长。西南钢铁厂的高炉从未熄灭过，工人们三班倒连轴转，将一块块铁矿石锻造成枪管、炮身、铁轨，支撑着前线的武器补给与后方的交通命脉；惠民制药厂的工人们冒着空袭的危险，在防空洞里坚持生产，那些贴着“徐氏标准”的急救包，曾挽救过无数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生命，也让正面战场的伤兵多了一份活下去的希望；纺织厂与食品厂日夜赶工，粗布军装穿在了不同阵营的抗日士兵身上，压缩饼干与罐头，成了游击队员在山林间坚持斗争的口粮。他还记得，有一次重庆政府的军需官来催要钢材，恰逢敌后根据地急需一批特种钢材制造迫击炮，他顶着压力，暗中调整了产能分配，用“设备故障”为由拖延了政府订单，却让“南洋救国纵队”连夜将钢材送了出去。那时的非议与猜忌如影随形，但他始终坚信，无论何种阵营，只要是抗日的力量，就值得被支撑。

他想起那支“若隐若现”的武装力量，在八年里扮演的角色。曾维献的第83师，不仅守住了川黔边境的矿产基地，更在关键时刻驰援滇缅战场，与远征军并肩作战，用徐氏供应的武器装备，打出了不少漂亮的防御战；“南洋救国纵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与敌后交通线，破坏日军的运输网络，营救被俘的抗日志士，甚至多次深入敌占区，为延安传递关键情报；还有那些遍布厂矿的护卫队，他们既是安保力量，也是后备兵源，战时能拿起枪上战场，和平时期能放下枪回工厂，成为支撑实业与抗战的双重基石。他从未想过要拥兵自重，这支力量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救国”的烙印——他们守护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民族存续的火种。

他更想起那些跨越山海的情谊与信任。延安的同志曾通过秘密渠道发来感谢信，信中说“徐先生的药品，让我们的战士得以重返战场；徐先生的钢材，让我们的武器更有威力”；南洋的侨胞们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募捐，哪怕遭遇日军的迫害与殖民当局的打压，也从未中断过对国内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