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马加爵案（2/2）

那天晚上，马加爵锁好宿舍门，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校园。昆明火车站的灯光昏黄暧昧，他捏着假身份证排队买票时，手指一直在发抖。检票时，铁路警察盯着他的证件看了半晌，这照片不像你啊。 马加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急中生智道：高考后胖了二十斤，家里人都说认不出了。 警察被他逗笑，挥挥手放他进站。

火车启动时，他望着窗外倒退的灯火，突然捂住脸无声地哭起来。这列开往广州的火车，载着他驶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广州辗转几天后，他又换乘大巴逃往海南，像只惊弓之鸟般躲在三亚的城中村。白天睡在桥洞下，晚上出来捡垃圾吃，那 2400 元现金被他缝在贴身的内裤里，一分都不敢动。

被捕那天，当胡崇军警官按住他肩膀时，马加爵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他任由警察戴上手铐，只是在被带走时，回头望了一眼那条浑浊的河流 —— 那里倒映着他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影子。

2004 年 4 月 22 日，昆明中院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马加爵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消瘦得几乎脱相。当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休庭时，律师低声问他要不要上诉，他摇摇头：早点结束吧。

在看守所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了两封家书。第一封里，他详细描述了大学生活的点滴：记得刚入学时，我总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月光洒在银杏道上，我觉得未来像星星一样亮。 可笔锋一转，又变得充满戾气：但他们撕碎了我的光。 第二封信里，他反复叮嘱家人不要来见他，不要收他的骨灰：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6 月 17 日上午九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法警押着马加爵走出审判大厅时，他瞥见角落里的亲人 —— 父亲的背驼得像座桥，母亲哭得几乎晕厥，白发苍苍的奶奶被人搀扶着，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马加爵迅速移开视线，下巴抬得老高，直到被押上刑车，始终没再回头。

刑场的风很大，吹得他单薄的囚服猎猎作响。当法警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时，他沉默了很久，只说：帮我给那四个同学的家人道个歉。 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 18 岁那年，自己拿着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田埂上奔跑的样子 —— 那时的风里，全是稻花香。

马建夫是在村里的小卖部听广播得知儿子被执行死刑的。他没哭，只是默默地往回走，路过自家稻田时，蹲在田埂上抽了一下午烟。后来法院多次通知领骨灰，他都拒绝了：那种东西，回来会脏了村子的地。

那年秋天，马建夫带着全家去给受害者家属谢罪。在邵瑞杰家所在的村子，瓢泼大雨将他们淋成了落汤鸡。80 岁的老奶奶跪在泥地里，对着邵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渗出血来。马建夫夫妇跟着跪下，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邵瑞杰的母亲扑过来想打他们，却在看到马加爵母亲苍白的脸时，终究还是放下了手，只是哭喊着：我的儿啊...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后，还有记者去那个广西村庄探访。村民们说，马建夫变得越来越沉默，常常一个人在田里待到天黑。有次有人看见他对着稻草人说话，走近了才听见他在问：你说，他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而在云南大学，317 寝室早已被改造成储物间。偶尔有新生好奇打听当年的事，老生们总会摆摆手：别提了，那扇门后，锁着四个家庭的眼泪。

马加爵事件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每当校园里发生暴力事件，人们总会想起那个戴着眼镜的少年。有位教育学家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教孩子考高分，教孩子学技能，却忘了教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那年冬天，昆明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有人在 317 寝室窗外的雪地上，看到有人用树枝写了四个名字，旁边还有行歪歪扭扭的字：如果有来生... 雪很快就化了，仿佛什么都没留下，又仿佛什么都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