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砥柱中流，暗礁潜藏（1/2）

《新政总览》的编纂，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在朝野间激起了不同于以往政治斗争的涟漪。它不直接触及权力分配，却关乎话语权的归属，关乎后世史笔如何书写这段“林凡新政”的历史。

以高拱为首的传统派系，虽在具体政务上暂与林凡达成共治，但对此举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惕。

· 某日经筵（为皇帝讲习经史），一位翰林学士在讲解《尚书》时，借题发挥，大谈“祖宗成法不可轻变”，“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频频翻动”，隐隐指向林凡大规模的新政编纂，乃是“标新立异”，“动摇国本”。

· 更有几位清流言官上疏，质疑编纂《新政总览》是“将一时权宜之计着于竹帛”，恐“误导后人”，主张应以编纂《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等“正统典籍”为先。

· 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政策利弊，而是上升到了“道统”与“治术”的层面。高拱本人虽未直接表态，但其门下官员的活跃，已表明了态度。他们意识到，若让林凡成功将新政理念系统化、经典化，其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将难以撼动。

林凡对此的回应，是亲自在《京报》（假设存在此官方传播渠道）上发表了一篇《问“祖宗成法”书》。文中并未咄咄逼人，而是以请教的姿态，引经据典：

“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其明是非，定褒贬也。今纂《总览》，非为变祖宗之法，实为彰祖宗‘经世济民’之本意。太祖立国，亦曾革新元弊，定制立法。若法度行之既久，弊生而不知革，民困而不知苏，岂非背离祖宗立法之初心？《总览》所录，乃去芜存菁、兴利除弊之实迹，意在使后人知何处当守，何处当变，此正为不负祖宗托付之社稷也！”

文章逻辑严密，姿态谦逊却立场坚定，将反对者置于“墨守成规、背离祖宗初心”的位置，在士林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和深思，有效地遏制了反对声浪。

就在林凡忙于应对朝堂文争之时，老周从外地核查工程归来，带回了一份令人忧虑的报告。

在北方某州，州府为了在吏治考成中取得“推广新农具”的优异考评，并未详细讲解新农具的使用方法和优势，而是采用摊派方式，强制辖区内农户购买“林氏犁”，甚至出现了官府垫资、秋后强行扣还的情况。部分农户因不善使用或田地不适用，导致新犁闲置甚至损坏，反成负担，怨言暗生。

“阁老，新政本是好事，可到了下面，有些官员只为应付考核，全然不顾百姓是否真正受益，甚至借此盘剥……长此以往，恐失民心啊！”老周忧心忡忡。

林凡看着报告，眉头紧锁。他推行新政的本意是“利民”，但官僚体系固有的惰性和功利性，却可能将其异化为“扰民”的工具。这并非敌人破坏，而是制度执行中产生的“内耗”，更为棘手。

“立刻起草文书，通传各试行新政地区！”林凡沉声道，“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行摊派！强调考核之要在‘实效’与‘民誉’，而非单纯的数量！令各州府必须派专人指导使用，设立反馈渠道，凡有不便，立即上报调整！再有阳奉阴违、借机盘剥者，严惩不贷！”

宸亲王朱载堃在之前的风波中表现出色，地位更加稳固。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凡在宫内的传声筒，开始展现出独立的政见。

在一次讨论是否扩大“官民合作工坊”范围的内部会议上，朱载堃提出：“先生，官营工匠技艺娴熟，然缺乏变通。民间工坊机制灵活，善于创新，然品控不一。可否效仿讲习所，由朝廷设立‘匠作学堂’，选拔官民工匠一同进修，既传标准之法，亦纳创新之思，或可兼得其利？”

这个提议让林凡眼前一亮，这已超出了简单执行层面，具备了战略眼光。他欣然采纳，并鼓励朱载堃进一步完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