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观念潜移默化深耕（2/2）

例如，关于“盗贼”篇中，脏物认定的标准，以往多依赖失主辨认和口供。如今，是否有必要引入关于“物品特定特征”、“微量物证关联”等更为精细的认定标准？

再如，“人命”篇中关于死因的认定，是否可以考虑将“格物检验文书”列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这些讨论，由基层的经验反馈而来，由像赵德明这样开始转变观念的官员推动，在刑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保守者认为律法乃国之重器，不可轻易更动；改革者则坚持律法需与时俱进，方能有效治理天下。

对于刑部内部的这些动向，林凡了然于胸。但他并未急于推动大规模的律法修订。

“时候未到。”他对负责此事的刑部侍郎说道，“观念的转变，非一日之功。如今种子已播下，且让其自然生长。待更多官员像赵德明一样，在实践中尝到甜头，体会到必要，届时修订律法，便是水到渠成之事。强行推动，反易引发反弹。”

他的策略，依旧是鼓励实践，让事实说话，等待变革的内生动力足够强大。

司法体系内部的这场静默变革，虽无朝堂之争的刀光剑影，却更为深刻和持久。越来越多的刑名官员开始习惯在断案时多问一句“物证何在？”“可曾检验？”。检验所出具的文书，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是逐渐成为了案头卷宗中寻常却又重要的一部分。

一种基于证据、逻辑与实证的新型司法文化，正在古老的帝国司法肌体中，悄然孕育、生长。

夜色中，林凡翻阅着赵德明呈上的、关于余姚纵火案的详细结案陈词，其中特别提及了检验文书的关键作用。

顾莲舟见他面露微笑，问道：“夫君今日似乎心情甚好？”

林凡将文书递给她看：“你看，这才是真正的进步。非是我等强加于人，而是他们自身从实践中领悟到新知之必要。自上而下的推行，终不若自下而上的认同。如今这星火，已不必我等时时添柴，它自身已有了蔓延之势。”

他语气中带着一种见证历史进程的欣慰与笃定：“假以时日，此风遍行天下，则我大晟司法之面貌，必将焕然一新。”

司法改革的征程，已越过机构增设与标准制定的山丘，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攻心”阶段。当理性的证据精神内化为司法者自身的思维习惯时，这场变革才算是真正扎下了深根，拥有了抵御任何风霜的顽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