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天下观与王道理想（2/2）

儒家语境中的 “王”，并非 “个人权力” 的象征，而是 “天下公共利益” 的代表。《尚书?大禹谟》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君主若不能为天下人谋福利，就会失去天命；《孟子?离娄下》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明确将 “民” 置于 “君” 之上。因此，“率宾归王” 中的 “王”，必须是 “为民谋利” 的君主 —— 只有当 “王” 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时，才能让 “遐迩” 之人主动归附。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 年）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他即位后推行 “轻徭薄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 的政策，重视民生，同时对周边族群采取 “怀柔” 政策（如封突厥贵族为官员、与吐蕃和亲）。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这种 “华夷一体” 的思想，让唐朝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同的 “天可汗”（天下共主），实现了 “率宾归王” 的鼎盛局面 —— 突厥、吐蕃、回鹘等族群纷纷归附，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形成 “万国来朝” 的盛况。

四、实践维度：历史上 “遐迩一体” 的治理智慧与案例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并非停留在典籍中的理想，而是中国古代多位君主的治国实践目标。从周朝到清朝，不同朝代基于自身的政治环境，发展出不同的 “遐迩一体” 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也展现了古代政治智慧的灵活性。

（一）周朝：分封制与礼乐制度 ——“文化认同型” 一体

周朝（前 1046— 前 256 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系统实践 “遐迩一体” 的朝代，其核心策略是 “分封制 + 礼乐制度”：

分封制：空间上的 “一体” 架构

周天子将王畿（今陕西、河南一带，即 “迩”）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子弟、功臣与古代帝王后裔（如封周公旦于鲁、姜子牙于齐、舜的后裔于陈），诸侯需承担 “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 的义务。这种制度将 “遐方” 土地纳入周天子的统治体系，形成 “天子 — 诸侯 — 卿大夫 — 士” 的层级结构，实现了 “疆域上的遐迩一体”。

对于更远方的 “蛮夷”（如南方的楚、东方的夷），周朝采用 “朝贡制度”—— 允许其保留自治权，只需定期向周天子进贡（如楚国进贡 “苞茅” 用于祭祀），即可被纳入 “天下” 体系，避免了武力征服带来的冲突。

礼乐制度：伦理上的 “一体” 纽带

周朝通过制定 “礼”（如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与 “乐”（如《诗经》中的雅乐），构建了统一的文化伦理体系。诸侯与 “蛮夷” 在朝觐周天子、祭祀、会盟时，需遵循统一的礼仪，这种 “礼仪认同” 逐渐转化为 “文化认同”。例如，楚国最初被视为 “蛮夷”（《史记?楚世家》记载 “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但通过学习周礼，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到春秋时期已成为 “霸主” 之一，主动参与 “尊王攘夷”，实现了 “伦理上的遐迩一体”。

周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 无需通过武力征服，只需通过 “分封” 构建政治架构，通过 “礼乐” 构建文化认同，即可实现 “天下一统”。这种 “文化认同型” 一体模式，成为后世儒家治国的典范。

（二）汉朝：“大一统” 与 “羁縻制度”——“制度整合型” 一体

汉朝（前 202—220 年）在周朝基础上，发展出 “制度整合型” 的 “遐迩一体” 模式，核心是 “大一统” 思想与 “羁縻制度” 的结合：

“大一统” 思想：政治统一的理论基础

汉武帝时期（前 141— 前 87 年），董仲舒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将 “大一统” 上升为 “天道” 层面的必然，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统一全国思想；同时推行 “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 “政治制度的统一”（如统一郡县制、统一法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打破 “诸侯割据” 的局面，让 “迩”（王畿）与 “遐”（诸侯封国）纳入统一的政治制度体系。

“羁縻制度”：边疆治理的灵活策略

对于边疆的 “戎羌” 等族群，汉朝采用 “羁縻制度”—— 在边疆设立 “属国”（如河西属国、金城属国），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 “属国都尉”，保留其族群习俗与内部治理权，但需服从汉朝中央政府的军事与政治调度。例如，汉朝对匈奴采取 “和亲” 与 “军事打击” 结合的策略，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后，在西域设立 “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 36 国，让西域纳入汉朝 “天下” 体系，实现了 “边疆与内地的遐迩一体”。

汉朝的实践，将 “遐迩一体” 从 “文化认同” 推向 “制度整合”，通过统一的政治制度与灵活的边疆政策，实现了 “疆域、制度、文化” 的三重统一，为后世 “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三）唐朝：“天可汗” 体系与 “开放包容”——“多元共生型” 一体

唐朝（618—907 年）是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的鼎盛时期，其核心模式是 “天可汗” 体系与 “开放包容” 的文化政策，形成 “多元共生型” 的一体格局：

“天可汗” 体系：超越族群的政治认同

唐太宗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对周边族群采取 “怀柔” 政策 —— 击败东突厥后，封突厥贵族为 “都督”“刺史”，允许其在原地治理；与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传播中原文化与技术；设立 “都护府”（如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边疆。周边族群为感谢唐太宗的 “仁德”，共同推举他为 “天可汗”（天下共主），形成 “天可汗” 体系 —— 所有族群都认同唐太宗的 “王者” 地位，定期朝贡，共同抵御外敌（如联合回纥击败西突厥）。这种体系超越了 “华夷之辨”，实现了 “多元族群的遐迩一体”。

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多元文化的融合

唐朝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入朝为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回纥人契苾何力均成为唐朝名将），鼓励中外文化交流（如玄奘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法，波斯、阿拉伯商人在长安经商）。这种 “开放包容” 的政策，让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 “盛唐气象”—— 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百万，其中少数民族与外国人占比近十分之一。这种 “文化多元共生”，让 “遐迩一体” 不仅是政治统一，更是文化繁荣。

唐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 可以是 “多元共生” 的统一，而非 “单一同化” 的统一。通过 “天可汗” 体系构建政治认同，通过开放政策促进文化融合，既能实现 “率宾归王”，又能保留多元文化的活力，这是古代 “遐迩一体” 治理的最高境界。

（四）清朝：“改土归流” 与 “满汉一家”——“疆域巩固型” 一体

清朝（1636—1912 年）是中国古代 “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集大成者，其 “遐迩一体” 模式以 “疆域巩固” 为核心，通过 “改土归流” 与 “满汉一家” 政策，实现了 “疆域、族群、制度” 的深度统一：

“改土归流”：边疆制度的内地化

清朝初期，对西南边疆（如云南、贵州、四川）的少数民族采用 “土司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 “土司”，世袭统治），但土司割据导致边疆不稳定。雍正时期（1722—1735 年），推行 “改土归流”—— 废除土司，设立州县，由中央政府派遣流官治理，统一推行清朝的法律与制度。这一政策将西南边疆的 “遐方” 纳入内地的行政体系，实现了 “边疆与内地制度的一体化”，巩固了 “遐迩一体” 的疆域基础。

“满汉一家” 与 “多元治理”：族群关系的调和

清朝以满族为统治民族，初期推行 “满汉分治”，导致满汉矛盾尖锐。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逐渐推行 “满汉一家” 政策 —— 允许汉族士人入朝为官（如康熙重用张廷玉、乾隆重用刘墉），尊崇儒家文化（如康熙南巡祭拜孔子、编纂《四库全书》），同时保留满族、蒙古族、藏族等族群的习俗与宗教（如尊重藏族的藏传佛教、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例如，清朝在西藏设立 “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在蒙古推行 “盟旗制度”，保留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在新疆设立 “伊犁将军”，管辖新疆地区。这种 “多元治理” 与 “满汉一家” 结合的政策，调和了族群矛盾，实现了 “多民族的遐迩一体”。

清朝的实践，将 “遐迩一体” 从 “文化认同”“制度整合” 推向 “疆域巩固”，通过 “改土归流” 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制度统一，通过 “多元治理” 实现族群和谐，最终形成了 “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南海” 的辽阔疆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五、文化传承与现代启示：“遐迩一体” 的当代价值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其蕴含的 “大一统” 理想、“德治” 理念、“多元共生” 智慧，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民族团结与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启示

“遐迩一体” 的核心是 “反对分裂，追求统一”，这一理念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根基：

维护领土完整：古代 “遐迩一体” 的理想，在当代体现为祖国完整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古代 “华夷一体”“满汉一家” 的理念，在当代体现为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 个民族都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重要成员，正如古代通过 “教化”“多元治理” 实现 “遐迩一体”，当代中国通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促进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融合，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现代 “遐迩一体”。

（二）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率宾归王” 蕴含的 “德治” 理念，对当代中国的 “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理思想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古代 “王道” 的核心是 “爱民”，当代中国的治理理念是 “以人民为中心”—— 无论是脱贫攻坚（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振兴，还是教育公平、医疗改革，都是 “爱民” 理念的现代实践。只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实现 “率宾归王” 的现代转化 —— 人民主动认同国家治理，形成 “国家 — 人民” 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古代 “由近及远” 的治理逻辑，在当代体现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战略，缩小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实现 “区域间的遐迩一体”，让 “远方” 的地区也能共享发展机遇。

（三）对国际关系的启示

古代 “天下观” 中的 “多元共生”“以德服人” 理念，对当代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有重要借鉴：

超越 “霸权思维”，倡导 “合作共赢”：古代 “王道” 反对 “霸道”，主张 “以德服人”，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这正是 “率宾归王” 理念的现代转化 —— 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合作共赢，让世界各国主动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实现 “世界一体”：古代 “遐迩一体” 强调 “文化认同”，当代中国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尊重世界各国的文明多样性，主张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理念，正是对 “遐迩一体” 的超越 —— 从 “中国的天下一体” 扩展为 “世界的文明一体”，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如气候变化、贫困饥饿、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中国智慧。

六、结语：跨越千年的理想之光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两句四字，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中国古代政治家与思想家对 “理想政治秩序” 的终极追求。从南北朝乱世中对 “天下归一” 的渴望，到周朝 “礼乐分封” 的初步实践，再到汉唐宋清的制度创新，这一理念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 “主线”—— 让冲突走向融合，让多元走向一体，最终塑造了中国 “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历史格局。

在当代，“遐迩一体” 的理念并未过时：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纽带，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动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率宾归王” 的 “德治” 内核，转化为 “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理理念，成为中国赢得人民拥护、实现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这一理念还超越了国界，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历史智慧 —— 正如古代中国追求 “天下一体”，当代中国也在追求 “世界大同”，通过合作共赢、文明互鉴，让 “遐迩一体” 的理想之光，照亮人类发展的未来。

从《千字文》的蒙学课本，到现代国家治理的实践，“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它提醒我们：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团结是发展的基石，德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 这既是古代中国的成功经验，也是当代中国走向复兴的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