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乐殊贵贱， 礼别尊卑。（2/2）

《礼记?乐记》将这种关系概括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这段话的核心是：“礼” 确立贵贱等级，“乐” 实现上下和谐，二者结合，再辅以刑、爵、仁、义，就能实现 “民治”（百姓安居乐业）。

这正是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的思想内核 —— 它不是单纯的等级说教，而是一套 “以礼定序、以乐求和” 的治理智慧，旨在构建 “有序而和谐” 的社会秩序。

四、历史演进：礼乐制度的兴废与重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代表的礼乐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 “兴 — 废 — 重构 — 再兴 — 再废” 的动态演进。不同朝代对礼乐的态度与实践，既反映了时代需求，也塑造了礼乐文明的形态。

1. 西周：礼乐制度的 “鼎盛期”

西周是礼乐制度的 “黄金时代”。周公旦 “制礼作乐” 后，礼乐制度与 “宗法封建制” 深度结合，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体系：

政治层面：礼乐是 “治国之术”，周天子通过 “朝聘之礼”“祭祀之礼” 维系与诸侯的关系，通过 “乐舞规格” 强化等级意识；

社会层面：礼乐是 “伦理规范”，家庭中的 “孝悌之礼”、社交中的 “敬长之礼” 深入民间，成为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

教育层面：礼乐是 “教化工具”，官学（国学、乡学）以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其中 “礼” 与 “乐” 居首，旨在培养 “德才兼备” 的治国人才。

此时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是全社会的 “共识”—— 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自觉遵守礼乐规范，社会呈现出 “上下有序、内外和谐” 的状态。《诗经?小雅?鹿鸣》描绘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正是礼乐和谐的生动写照。

2. 春秋战国：礼乐制度的 “崩坏期”（礼崩乐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 “宗法封建制” 的瓦解（周天子权威衰落、诸侯争霸），礼乐制度进入 “崩坏期”，史称 “礼崩乐坏”。其主要表现为 “僭越行为” 频发：

政治层面：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乐规格，如鲁桓公 “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将诸侯的鼎放入天子的宗庙，《左传?桓公二年》），季氏 “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

社会层面：民间开始使用贵族的礼乐，如 “礼不下庶人” 的传统被打破，庶人也开始学习 “士” 的礼仪；

思想层面：玄学、法家思想兴起，儒家礼乐观念受到冲击，如法家主张 “以法治国”，反对 “以礼治国”。

面对 “礼崩乐坏” 的局面，孔子提出 “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强调 “仁政” 与 “礼乐” 的结合；荀子则进一步发展礼乐思想，将 “礼” 与 “法” 结合，主张 “隆礼重法”。尽管儒家努力维护礼乐，但春秋战国的战乱格局，注定了礼乐制度难以恢复鼎盛。

3. 汉至唐：礼乐制度的 “重构期”

汉代建立后，统治者开始 “重构” 礼乐制度，以适应 “中央集权制” 的需求：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将儒家礼乐观念与 “天人感应” 结合，提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将礼乐视为 “天意的体现”，强化了礼乐的权威性；

东汉时期：编撰《礼记》《周礼》等儒家经典，系统整理礼乐制度，为后世礼乐提供了文本依据；

唐代：礼乐制度达到 “重构后的鼎盛”，唐太宗命人修订《大唐开元礼》（共 150 卷），将礼乐分为 “吉、凶、军、宾、嘉” 五礼，涵盖国家、社会、家庭的所有场景；同时修订《大唐雅乐》，明确不同等级的乐舞规格，实现了 “礼乐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

此时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已从 “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礼乐” 转变为 “中央集权制的礼乐”—— 其核心功能从 “维系封建关系” 变为 “维系中央集权”，但 “礼定序、乐求和” 的本质未变。

4. 宋至清：礼乐制度的 “僵化期”

宋代以后，随着 “程朱理学” 的兴起，礼乐制度逐渐 “僵化”，其 “等级压迫” 的一面被放大，“情感调和” 的一面被弱化：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将 “礼” 与 “理” 结合，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将礼乐视为 “天理的体现”，强调个体对礼乐的 “绝对服从”，忽视了礼乐的 “和” 的功能；

明代：制定《大明集礼》，进一步细化礼乐规范，甚至将 “妇女缠足”“贞节牌坊” 等压迫性内容纳入礼乐体系，强化了 “男尊女卑”“君尊臣卑” 的等级秩序；

清代：继承明代礼乐制度，同时融入满族文化元素（如八旗礼仪），但核心仍是 “等级压迫”—— 此时的礼乐，已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失去了 “调和情感” 的原始功能。

清代晚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传统礼乐制度遭遇 “根本性冲击”——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君尊臣卑” 的礼乐失去了政治基础；新文化运动提出 “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至此，传统意义上的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礼乐制度，正式走向终结。

五、文化影响：礼乐对传统社会的深层塑造

尽管传统礼乐制度已终结，但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代表的礼乐文明，已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对 “社会结构”“家庭伦理”“个人修养” 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

1.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级秩序” 的固化

礼乐制度的核心是 “等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 “礼别尊卑” 的长期教化，逐渐固化为传统社会的 “结构特征”：

政治结构：形成 “君主专制 — 官僚体系 — 士绅阶层 — 百姓” 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个阶层都有明确的 “权利与义务”，不可僭越；

经济结构：形成 “重农抑商” 的经济政策，商人被视为 “末业”，其社会地位低于士、农、工，在礼乐规格上受到严格限制（如商人不可穿丝绸服饰）；

社会流动：尽管有 “科举制” 提供社会流动通道，但 “等级观念” 仍根深蒂固 —— 即便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员的平民，也需遵守 “尊卑” 秩序，不可挑战君主权威。

这种 “等级秩序” 的固化，一方面保证了传统社会的稳定（如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领先于世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如明清时期的 “闭关锁国”，与等级秩序导致的 “保守性” 有关）。

2. 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宗法制度” 的强化

礼乐制度对家庭伦理的影响，集中体现为 “宗法制度” 的强化 —— 以 “父权” 为核心，以 “孝悌” 为伦理准则，构建 “家庭等级秩序”：

父权至上：父亲是家庭的 “绝对权威”，子女需 “绝对服从”，不可违背父亲意愿；父亲对子女有 “生杀大权”（如传统社会的 “父为子纲”）；

男尊女卑：女性在家庭中处于 “从属地位”，需 “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不可参与家庭决策，不可抛头露面；

兄弟有序：兄长在家庭中享有 “优先权利”（如财产继承的 “嫡长子继承制”），弟弟需 “尊敬兄长”，不可僭越。

这种 “宗法制度” 的强化，一方面维系了家庭的稳定（传统中国家庭多为 “四世同堂” 的大家庭），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女性的自由），成为后世批判传统礼教的重要靶点。

3. 对个人修养的影响：“礼俗习惯” 的养成

礼乐制度对个人修养的影响，体现为 “礼俗习惯” 的养成 —— 通过长期的蒙学教育（如《千字文》）和社会教化，礼乐观念成为个体的 “行为自觉”：

日常礼仪：养成 “尊老爱幼”“待人恭敬” 的习惯，如见面行礼、说话客气、不直呼长辈之名；

道德观念：形成 “以礼为荣、以无礼为耻” 的道德判断，如将 “僭越” 视为 “不道德”，将 “孝悌” 视为 “美德”；

审美观念：形成 “以和为美” 的审美取向，如音乐追求 “和谐旋律”，绘画追求 “意境和谐”，建筑追求 “对称和谐”。

这些 “礼俗习惯”，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 如 “尊老爱幼”“待人恭敬” 仍是现代中国的传统美德，“以和为美” 仍是中国人的核心审美取向。

六、辩证反思：礼乐文明的张力与局限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代表的礼乐文明，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 “张力” 与 “局限”—— 它既有 “维护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修养” 的积极一面，也有 “强化等级压迫、压抑个体自由” 的消极一面。辩证反思这种张力，是理解礼乐文明的关键。

1. 积极张力：秩序与和谐的平衡

礼乐文明的积极张力，在于它追求 “秩序与和谐的平衡”—— 通过 “礼定序” 避免混乱，通过 “乐求和” 避免对立，这种平衡是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

对社会：礼乐制度构建了 “有序而和谐” 的社会秩序，减少了 “弱肉强食” 的争夺，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对个人：礼乐教化培养了个体的 “道德修养”，如 “孝悌”“恭敬”“诚信” 等美德，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对文化：礼乐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 “以和为贵” 的文化性格，如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的处事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社会交往的重要理念。

这种 “秩序与和谐的平衡”，对当代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 现代社会同样需要 “秩序”（如法律、规则）与 “和谐”（如道德、美育），礼乐文明的 “礼主序、乐主和” 智慧，可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2. 消极局限：等级与压迫的固化

礼乐文明的消极局限，在于它 “以等级为基础”，最终导致 “等级压迫” 的固化 —— 尤其是宋明以后，礼乐逐渐成为 “压抑个体自由” 的工具：

对个体自由的压抑：传统礼乐强调 “个体服从等级”，忽视个体的 “权利与自由”，如女性的 “三从四德”、百姓的 “绝对服从君主”，都压抑了个体的主体性；

对社会活力的限制：传统礼乐强调 “稳定”，反对 “变革”，如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观念，限制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导致明清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对平等观念的排斥：传统礼乐以 “尊卑贵贱” 为核心，与现代 “平等” 观念相悖，如 “君尊臣卑”“男尊女卑” 的等级秩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

这些消极局限，是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礼教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社会在继承礼乐文明时需要警惕的内容。

七、当代启示：礼乐精神的现代转化

尽管传统礼乐制度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但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所蕴含的 “礼主序、乐主和” 的核心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需要对礼乐精神进行 “现代转化”，剥离其 “等级压迫” 的外壳，保留其 “秩序与和谐” 的内核，为现代社会服务。

1. “礼” 的现代转化：从 “等级之礼” 到 “文明之礼”

传统 “礼” 的核心是 “等级”，现代 “礼” 的核心应是 “文明”—— 通过 “礼仪规范”，培养个体的 “尊重意识” 与 “规则意识”，而非 “等级意识”：

对个人：将传统 “孝悌之礼” 转化为 “家庭美德”，如 “尊敬父母、关爱家人”，但反对 “父权至上”，强调 “家庭平等”；将传统 “社交之礼” 转化为 “社会礼仪”，如 “待人恭敬、遵守公共秩序”，培养个体的文明素养；

对社会：将传统 “制度之礼” 转化为 “法律与规则”，如 “遵守交通规则、尊重他人权利”，构建 “有序的社会秩序”；同时，将传统 “礼” 的 “柔性规范” 与现代 “法” 的 “刚性约束” 结合，实现 “礼法共治”；

对国家：将传统 “朝聘之礼” 转化为 “外交礼仪”，如 “尊重他国主权、遵守国际规则”，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例如，现代社会的 “文明礼仪教育”（如中小学的礼仪课程）、“公共秩序规范”（如垃圾分类、排队候车），本质都是 “礼” 的现代转化 —— 它们继承了传统 “礼” 的 “秩序” 内核，却剥离了 “等级” 外壳，符合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

2. “乐” 的现代转化：从 “等级之乐” 到 “美育之乐”

传统 “乐” 的核心是 “等级”，现代 “乐” 的核心应是 “美育”—— 通过 “音乐、舞蹈、艺术”，培养个体的 “审美能力” 与 “情感共鸣”，而非 “等级意识”：

对个人：将传统 “乐教” 转化为 “美育教育”，如中小学的音乐课程、艺术课程，培养个体的审美素养，提升情感表达能力；

对社会：将传统 “乐和” 转化为 “社会和谐”，通过 “公共艺术”（如城市雕塑、公益音乐演出），营造 “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

对国家：将传统 “乐舞” 转化为 “文化自信”，通过 “传统音乐创新”（如《唐宫夜宴》《只此青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例如，近年来流行的 “国潮音乐”“传统舞蹈创新”，本质都是 “乐” 的现代转化 —— 它们继承了传统 “乐” 的 “和谐” 内核，却剥离了 “等级” 外壳，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促进了社会情感的共鸣。

3. 礼乐精神的当代价值：构建 “有序而和谐” 的现代社会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的核心精神是 “有序与和谐”，这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有序：现代社会需要 “规则秩序”，如法律、制度、礼仪，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和谐：现代社会需要 “情感和谐”，如道德、美育、公益，这是社会活力的源泉。

通过 “礼” 的现代转化，我们可以构建 “有序的社会秩序”；通过 “乐” 的现代转化，我们可以构建 “和谐的社会氛围”。二者结合，就能实现 “有序而和谐” 的现代社会 —— 这正是礼乐精神对当代社会的最大启示。

结语：跨越千年的礼乐智慧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八字，承载着一段跨越三千年的礼乐文明史：从西周周公 “制礼作乐” 的鼎盛，到春秋战国 “礼崩乐坏” 的危机；从汉唐 “重构礼乐” 的努力，到宋明 “僵化礼教” 的局限；从新文化运动 “批判礼教” 的反思，到当代 “转化礼乐” 的探索 —— 礼乐文明始终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核心载体。

它告诉我们：社会需要 “秩序”，但秩序不应是 “等级压迫”；社会需要 “和谐”，但和谐不应是 “模糊差异”。真正的治理智慧，是 “在差异中求和谐，在秩序中求活力”—— 这正是 “礼主序、乐主和” 的深层内涵。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必再 “别尊卑、殊贵贱”，但我们仍需要 “礼” 的秩序与 “乐” 的和谐。从 “传统礼乐” 到 “现代文明”，从 “等级秩序” 到 “平等和谐”—— 跨越千年的礼乐智慧，终将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