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仁慈隐恻 （cè）， 造次弗离 （zào ci fu li）。（2/2）
灾荒中的 “恤民”：不违 “仁慈”
中国古代灾荒频发，统治者的 “造次弗离” 体现为 “赈灾救民”。如西汉文帝时期，关中大旱，文帝下令 “开仓放粮，减免租税”，并 “罢露台之建”（节省开支用于赈灾），史载 “百姓大悦，天下归心”；唐代贞观年间，山东蝗灾，唐太宗亲自 “吞蝗” 以表 “与民共患难”，并下令 “州县官亲自督赈，不得延误”，避免了 “灾荒变民变”。这些举措的核心，正是统治者在 “仓促、危难” 中坚守 “仁慈隐恻”—— 不漠视百姓苦难，不放弃民生责任。
战乱中的 “保民”：不背 “仁道”
战乱是最严酷的 “造次” 情境，统治者的 “仁慈隐恻” 体现为 “减少杀戮、保护百姓”。如三国时期，刘备虽 “逐鹿天下”，但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当曹操大军追击时，他 “携民渡江”（带领百姓逃难），即便行军缓慢也不放弃百姓，史载 “百姓归之，若水之归海”；南宋岳飞抗金时，严格要求军队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即便在 “粮草短缺、战事紧急” 的情况下，也不侵害百姓利益，体现 “造次” 时对 “仁慈” 的坚守。
2. 士人的 “修身济世”：以 “仁慈” 为志，“造次” 时守气节
士人阶层是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主要践行者，他们将 “仁” 作为 “修身” 的核心，将 “济世” 作为 “行仁” 的目标，尤其在 “造次”（贬谪、战乱）时坚守 “仁道气节”：
贬谪中的 “为民”：不堕 “仁心”
古代士人常因政治斗争被贬谪，这是 “仕途造次”，但他们仍以 “仁慈隐恻” 对待百姓。如北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但每到一地都 “兴利除害”：在杭州，他主持修建 “苏堤”，解决西湖淤塞与百姓灌溉问题；在惠州，他推广 “秧马”，减轻农民劳作负担；在儋州，他开设 “学堂”，传播文化知识。即便在 “身处困境、前途未卜” 的 “造次” 中，苏轼始终坚守 “为民行仁” 的初心，不因自身失意而漠视百姓需求。
战乱中的 “救民”：不违 “仁行”
战乱中，士人常以 “私人力量” 践行 “仁慈隐恻”。如明末清初，顾炎武在 “天下大乱、明朝灭亡” 的 “造次” 情境中，不避艰险，游走于北方各省，一方面 “联络义士抗清”，另一方面 “赈济流民、保护典籍”，他提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 “个人仁行” 与 “天下民生” 结合，体现 “造次” 时对 “仁道” 的坚守。
3. 民间的 “互助慈善”：以 “仁慈” 为俗，“造次” 时守情义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不仅是上层伦理，更融入民间社会，形成了 “邻里互助、宗族慈善” 的传统，尤其在 “造次”（灾荒、疾病）时体现 “民间情义”：
灾荒中的 “义仓”：共守 “仁慈”
从北齐开始，民间出现 “义仓”（由百姓自愿捐粮，用于灾年救济），这是 “民间仁慈” 的集中体现。如清代江南地区的 “义仓”，由宗族或乡绅主持，平时 “积粮”，灾年 “放粮”，且 “不分宗族、不分贫富”，只要是受灾百姓均可领取。在 “颗粒无收、百姓易子而食” 的 “造次” 中，“义仓” 成为百姓的 “救命稻草”，体现民间对 “仁慈隐恻” 的集体坚守。
疾病中的 “义医”：共行 “慈举”
古代民间医疗条件落后，“疾病” 是常见的 “造次” 情境，民间 “义医”（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医生）践行 “仁慈隐恻”。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不仅编撰《本草纲目》，还常 “免费为贫苦百姓诊病”，尤其在 “瘟疫流行” 时，他不顾自身安危，深入疫区 “施药救治”；清代苏州的 “同仁堂”“胡庆余堂” 等药号，常 “免费发放预防瘟疫的汤药”，在 “疾病肆虐” 的 “造次” 中，以 “慈举” 守护百姓生命，体现民间对 “仁慈” 的践行。
五、文学镜像：“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艺术表达
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明清小说，“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伦理准则，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文学家通过 “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将抽象的 “仁爱” 伦理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让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深入民心。
1. 诸子散文：“仁爱” 伦理的理论阐释
先秦诸子散文是 “仁慈隐恻” 思想的 “理论载体”，通过 “对话”“寓言” 阐释 “仁爱” 的内涵与实践要求：
《论语》：“仁” 的日常化表达
《论语》中，孔子通过与弟子的对话，将 “仁” 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日常行为。如子贡问 “仁”，孔子答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这正是 “仁慈隐恻” 的核心：自己想成功，也帮助他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帮助他人通达。又如子路问 “仁”，孔子答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强调 “对待他人需恭敬、对待百姓需庄重”，体现 “仁慈” 的态度。这些对话让 “仁慈隐恻” 变得 “可理解、可践行”。
《孟子》：“恻隐之心” 的寓言化论证
《孟子》中，孟子通过 “孺子入井” 的寓言，生动论证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寓言将 “仁慈隐恻” 的 “非功利性” 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 “恻隐之心” 的先天属性。此外，孟子 “齐桓晋文之事” 章中，通过 “以羊易牛” 的故事，论证 “君主的仁慈隐恻” 是 “仁政” 的起点，进一步强化了 “仁慈” 的实践价值。
2. 史传文学：“仁行” 的典范化记录
史传文学（如《史记》《汉书》）通过 “人物传记”，记录历史上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典范，为后人提供 “道德榜样”：
《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的 “仁士” 形象
信陵君（魏无忌）是《史记》中的 “仁士” 典范，其 “仁慈隐恻” 体现在 “尊贤” 与 “救赵” 两件事上：1 尊贤：他 “礼贤下士”，亲自驾车迎接 “看门的侯赢”“卖酒的朱亥”，不以身份高低待人，体现对 “贤士” 的仁慈；2 救赵：秦围赵国，赵国危在旦夕（造次情境），信陵君不顾 “魏王反对”，“窃符救赵”，不仅救了赵国，也避免了 “诸侯唇亡齿寒” 的危机，体现 “造次弗离” 的仁行。司马迁称赞他 “名冠诸侯，不虚耳”，正是肯定其 “仁慈隐恻” 的品格。
《汉书?循吏传》：龚遂的 “仁吏” 形象
龚遂是西汉着名的 “循吏”（爱民如子的官员），其 “仁慈隐恻” 体现在 “治理渤海” 的事件中：渤海地区 “饥荒严重，盗贼横行”（造次情境），龚遂上任后，不 “派兵镇压”，反而 “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并 “教导百姓种地养蚕”，最终 “盗贼平息，百姓富足”。他说 “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将百姓的 “作乱” 归咎于 “官吏不仁慈”，体现 “仁慈隐恻” 的执政理念。《汉书》将其列为 “循吏”，正是为了树立 “仁政” 的典范。
3. 明清小说：“仁爱” 的大众化传播
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通过 “通俗故事”，将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传播到民间，成为全民的 “道德共识”：
《三国演义》：刘备的 “仁君” 形象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 “仁慈隐恻” 的核心形象，作者通过 “携民渡江”“摔阿斗”“白帝城托孤” 等情节，塑造其 “仁君” 品格：1 携民渡江：曹操大军追击，刘备 “弃樊城而走”，但坚持 “带领百姓逃难”，手下劝他 “弃民速行”，他答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体现 “造次” 时对 “仁慈” 的坚守；2 摔阿斗：赵云单骑救阿斗，刘备接过阿斗后 “掷之于地”，说 “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体现对 “部下” 的仁慈。这些情节让 “仁慈隐恻” 成为百姓对 “好君主” 的评判标准。
《水浒传》：宋江的 “仁魁” 形象
宋江虽有争议，但《水浒传》中，作者通过 “济困扶危” 的情节，塑造其 “仁魁”（仁义领袖）形象：1 济困：宋江在 “郓城县押司” 任上，常 “资助贫苦百姓”，如 “给阎婆母女钱葬夫”“救武松于危难”，体现日常的 “仁慈隐恻”；2 扶危：梁山起义后，面对 “朝廷围剿”（造次情境），宋江始终坚持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 “招安后为国家效力，让兄弟们有个好归宿”，虽最终悲剧，但体现 “造次” 时对 “仁道” 的坚守。这些情节让 “仁慈隐恻” 成为百姓对 “好领袖” 的期待。
六、现实意义：“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当代价值
在个体主义盛行、社会关系疏离的当代，“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传统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它能破解 “情感冷漠”“道德功利化”“应急失范” 等社会困境，为个人品德提升、社会和谐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1. 个人层面：破解 “情感冷漠”，培育 “共情能力”
当代社会，“情感冷漠” 成为普遍问题 —— 网络上 “看客心态”（如围观他人苦难而无动于衷）、生活中 “邻里陌生”（如对邻居困境漠不关心），根源在于 “恻隐之心” 的泯灭。“仁慈隐恻” 的智慧，正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钥匙：
培育 “共情能力”：守护 “恻隐之心”
个人可通过 “关注他人苦难”“参与公益活动” 培育共情能力：如阅读 “弱势群体的故事”（如留守儿童、残疾人），感受其困境；参与 “志愿者活动”（如社区服务、救灾支援），亲身体验 “帮助他人的快乐”。这种 “共情” 正是 “仁慈隐恻” 的起点 —— 只有先 “感受他人的苦难”，才能生 “帮助他人的意愿”。
践行 “日常仁行”：落实 “仁慈之举”
个人可通过 “微小善举” 践行 “仁慈隐恻”：如帮老人过马路、给环卫工人递瓶水、为灾区捐款捐物。这些 “日常小事” 虽小，却能让 “仁慈” 从 “情感” 转化为 “行动”，避免 “空有同情而无作为”。正如孔子所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日常仁行” 是培育 “仁慈品格” 的基础。
2. 社会层面：破解 “道德功利化”，构建 “互助共同体”
当代社会，“道德功利化” 现象突出 —— 部分人 “行善为博名声”（如摆拍公益照片）、“助人求回报”（如帮助他人后索要好处），背离了 “仁慈隐恻” 的非功利本质。“造次弗离” 的智慧，能推动社会构建 “非功利的互助共同体”：
倡导 “应急互助”：坚守 “造次弗离”
社会可通过 “宣传应急互助案例”“建立应急互助机制”，推动 “造次” 情境下的仁爱实践：如宣传 “疫情中志愿者逆行支援”“地震中陌生人相互救助” 的案例，弘扬 “危难中坚守仁慈” 的精神；建立 “社区应急互助小组”，让居民在 “火灾、疾病” 等紧急情境中能 “相互帮助、共渡难关”。这种 “应急互助” 正是 “造次弗离” 的当代体现 —— 在极端情境下，不背弃对他人的关爱。
发展 “公益慈善”：弘扬 “仁慈隐恻”
社会可通过 “规范公益组织”“鼓励全民慈善”，让 “仁慈隐恻” 成为社会风尚：如加强对公益组织的监管，避免 “慈善腐败”（如挪用善款），确保 “善举真正惠及弱者”；推广 “微慈善”（如每月捐 10 元给贫困学生），让慈善成为 “全民习惯”。这种 “公益慈善” 正是 “仁慈隐恻” 的社会化实践 —— 让 “关爱他人” 从个人行为升华为社会行为。
3. 国家层面：破解 “治理失范”，推进 “民生为本”
当代国家治理中，“民生为本” 是 “仁慈隐恻” 的集中体现，而 “应急治理” 则是 “造次弗离” 的关键考验。“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智慧，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伦理支撑：
完善 “民生政策”：践行 “仁慈隐恻”
国家可通过 “完善社会保障”“推进共同富裕”，将 “仁慈隐恻” 融入民生治理：如建立 “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避免 “因病致贫”；推进 “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百姓共享发展成果。这些政策的核心，正是 “以百姓为中心” 的 “仁慈”—— 不漠视民生需求，不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强化 “应急治理”：坚守 “造次弗离”
国家可通过 “完善应急体系”“提升应急能力”，在 “造次”（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中坚守民生底线：如建立 “全国统一的灾害预警系统”，提前规避风险；加强 “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灾害发生后 “物资及时到位”。如 2020 年新冠疫情中，中国 “全国支援武汉”“免费治疗患者”，正是 “造次弗离” 的国家实践 —— 在 “公共卫生危机” 的极端情境下，不背离 “以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位” 的 “仁慈” 原则。
4. 国际层面：破解 “霸权主义”，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霸权主义”“单边主义” 盛行，而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智慧，能为国际合作提供伦理基础 ——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践行 “人道主义援助”：体现 “仁慈隐恻”
中国在国际上倡导 “人道主义援助”，如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援非洲国家建设”，这些行动的核心，正是 “对他国人民的仁慈隐恻”—— 不漠视其他国家的苦难，不放弃国际责任。
应对 “全球危机”：坚守 “造次弗离”
面对 “气候变化”“粮食危机” 等全球 “造次” 情境，中国坚持 “多边合作”，如 “推动《巴黎协定》落实”“向粮食短缺国家提供援助”，体现 “造次” 时对 “人类共同利益” 的坚守 —— 不因本国利益而忽视全球危机，不背离 “人类命运与共” 的 “仁慈” 本质。
七、结语：传承仁爱智慧，构建美好未来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作为中华传统 “仁爱” 伦理的核心准则，历经千年传承，其 “共情悲悯” 的情感本质、“知行合一” 的实践要求，从未过时。在当代社会，这一智慧不仅是破解 “情感冷漠”“道德功利化”“治理失范” 的钥匙，更是构建 “个人品德高尚、社会和谐温暖、国家治理完善、国际合作共赢” 的思想基础。
对个人而言，“仁慈隐恻” 是 “为人之本”—— 守护恻隐之心，践行日常仁行，才能成为 “有温度的人”；“造次弗离” 是 “修身之要”—— 在困境中坚守仁爱，才能成为 “有品格的人”。
对社会而言，“仁慈隐恻” 是 “和谐之基”—— 弘扬非功利的互助精神，发展公益慈善，才能构建 “有温情的社会”；“造次弗离” 是 “稳定之要”—— 完善应急互助机制，才能应对风险挑战，成为 “有韧性的社会”。
对国家与世界而言，“仁慈隐恻” 是 “治理之魂”—— 坚持民生为本、人道主义援助，才能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造次弗离” 是 “责任之要”—— 在危机中坚守底线、多边合作，才能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传承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的智慧，不是要回归古代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汲取其 “关爱他人、坚守正义、知行合一” 的精神内核，结合当代特点转化为 “可践行的道德准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守护 “人性的温暖”，构建 “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