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何遵约法 ， 韩弊烦刑 （hán bi fán xing）。（2/2）

强化思想控制：推行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焚烧儒家经典，坑杀儒生，试图通过法律与暴力消除异见，维护思想统一。

这一阶段，“烦刑” 虽然严苛，但在巩固统一、建立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秦朝的统治暂时稳定。

（2）秦二世时期：“烦刑” 极致化，矛盾总爆发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蛊惑下，进一步将 “烦刑” 推向极端，使制度弊端彻底暴露：

刑罚更加残酷：秦二世 “用法益刻深”，对大臣、宗室动辄处以死刑，“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徭役征发无度：秦二世继续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大规模征发徭役，“戍卒陈胜等反，山东郡县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法律执行僵化：秦律的执行缺乏灵活性，无论客观情况如何，只要违反律文就必须严惩，完全忽视民生需求与社会现实。

此时，“烦刑” 已从 “巩固统治的工具” 转变为 “摧毁统治的毒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农民起义、六国旧贵族叛乱此起彼伏，秦朝迅速走向灭亡。

3. 核心弊端：“烦刑” 的治理困境与内在矛盾

秦朝 “烦刑” 的弊端，本质上是韩非思想的 “乱世逻辑” 与统一后 “治世需求” 的错配，其核心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

（1）法律繁杂僵化，脱离民生实际

秦律条目繁多、规定细密，不仅普通百姓难以掌握，就连官吏也需要专门学习才能通晓。更严重的是，秦律的制定完全以君主集权为核心，忽视了民生需求：

徭役制度严苛：秦律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需服徭役一个月，一生需服兵役两年，此外还有大量临时性的徭役征发，导致农民无法安心生产，土地荒芜；

赋税负担沉重：秦朝的赋税包括田租、口赋、盐铁专卖等，税率高达 “收泰半之赋”，农民一年的收成大部分被官府征收，生活困苦；

法律执行机械：秦律缺乏弹性，不考虑客观情况（如自然灾害、道路阻隔等），对违反律文的行为一律严惩，最终引发民众的反抗。

（2）刑罚残酷无情，丧失民心支持

秦朝的刑罚以残酷着称，肉刑、死刑的广泛适用，不仅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身体痛苦，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惧。这种 “以暴制暴” 的治理模式，完全背离了 “惩恶劝善” 的法律本质：

连坐法株连无辜：“一人犯罪，株连三族”“一家犯罪，邻里连坐”，无数无辜者因他人犯罪而遭受刑罚，加剧了社会的仇恨与动荡；

轻罪重罚违背公平：对轻微犯罪处以重刑，不仅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让民众产生 “反正都是死，不如反抗” 的极端心理，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例证；

刑罚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二世时期，刑罚完全服务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非社会秩序的维护，大臣、宗室动辄被杀，统治集团内部也陷入混乱。

（3）重 “法” 轻 “德”，缺乏社会凝聚力

韩非思想强调 “不务德而务法”，秦朝完全抛弃儒家的 “礼治” 与 “德治”，仅依靠法律与暴力维持统治。这种治理模式缺乏道德感召力，无法形成社会凝聚力：

君臣之间缺乏信任：君主用 “术” 驭臣，大臣因畏惧刑罚而不敢直言进谏，只能阿谀奉承，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民众对政权缺乏认同：秦朝的法律只要求民众 “服从”，却没有给予民众基本的权利与尊严，民众对政权毫无归属感，一旦有机会就会奋起反抗；

文化传承断裂：“焚书坑儒” 摧毁了儒家等思想文化，使社会失去了精神支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4. 历史影响：秦朝速亡的警示与法家思想的转型

“韩弊烦刑” 不仅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更给后世统治者带来了深刻的警示，推动了法家思想的转型：

（1）成为秦朝速亡的核心制度诱因

秦朝的灭亡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暴政、滥用民力、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等），但 “烦刑” 是最核心的制度诱因：

“烦刑” 激化社会矛盾：严苛的法律与残酷的刑罚，使农民、地主、旧贵族等各阶层都对秦朝统治不满，最终形成 “天下苦秦久矣” 的局面；

“烦刑” 瓦解统治基础：连坐法、轻罪重罚等制度，不仅丧失了民心，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官吏要么阿谀奉承，要么参与叛乱，无法有效治理国家；

“烦刑” 引发连锁反应：徭役征发无度导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引发六国旧贵族叛乱，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秦朝无力镇压，迅速灭亡。

（2）给后世统治者带来深刻警示

“韩弊烦刑” 的教训，让后世统治者深刻认识到 “严刑峻法” 的局限性：单纯依靠暴力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兼顾 “法” 与 “德”、“严” 与 “宽”，才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将 “秦亡于苛政” 作为重要警示，在制定法律时注重 “宽严相济”，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

（3）推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秦朝灭亡后，法家思想并未消失，而是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

法家的 “法治” 思想被保留：后世王朝依然重视法律的作用，制定系统的成文法典，以法律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君主集权；

儒家的 “德治” 思想被融入：统治者认识到 “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辅以道德教化，才能实现 “标本兼治”。汉武帝时期 “独尊儒术” 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法律逐渐儒家化，形成了 “礼法结合” 的治国模式 —— 以礼为纲，以法为目；以礼教化，以法惩戒。

三、两大事件的内在关联：秦汉治国理念的转型与历史逻辑

“何遵约法” 与 “韩弊烦刑” 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秦汉之际治国理念从 “乱世霸术” 到 “治世仁政” 的转型，两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形成逻辑：

1. 历史因果：“韩弊烦刑” 是 “何遵约法” 的直接诱因

秦朝 “烦刑” 亡国的惨痛教训，是刘邦、萧何推行 “约法” 的直接原因。刘邦入咸阳后之所以颁布 “约法三章”，核心就是为了否定秦朝的 “烦刑”；萧何制定《九章律》，也是在清理秦律苛政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没有 “韩弊烦刑” 的失败，就没有 “何遵约法” 的成功 —— 秦朝的制度失误，为西汉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

2. 思想传承：法家 “法治” 内核的延续与修正

“何遵约法” 并非对法家思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对韩非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继承法家 “法治” 的核心：萧何的《九章律》依然以 “法” 为治国基础，强调法律的统一性、权威性，这与韩非 “以法为教” 的思想一脉相承；

修正法家 “严刑” 的弊端：萧何剔除了秦律中严苛、僵化的条款，强调 “宽严相济”“罪刑相当”，将法律从 “君主专制的工具” 转变为 “治理社会的工具”，弥补了韩非思想中 “重刑轻民” 的缺陷。

这种 “继承与修正”，使法家思想从战国时期的 “乱世霸术”，转变为适应治世的 “治理工具”，为后世 “礼法结合” 的治国模式奠定了基础。

3. 实践对比：治国理念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检验

“韩弊烦刑” 与 “何遵约法” 的实践结果，充分证明了治国理念必须与社会需求相适配：

战国乱世：韩非的 “严刑峻法” 思想适应了 “富国强兵、统一六国” 的需求，秦国凭借这一思想实现了统一，证明了其 “乱世价值”；

秦统一后：社会需求从 “统一” 转变为 “稳定、恢复、发展”，秦朝依然推行 “烦刑”，导致制度与需求错配，最终亡国；

汉初治世：刘邦、萧何的 “约法” 适应了 “休养生息、安抚民心” 的需求，使西汉迅速恢复国力、巩固政权，证明了其 “治世价值”。

这种适配性原则，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制定治国策略的重要准则 ——“乱世用重典，治世用宽刑”。

4. 历史演进：从 “专任法治” 到 “礼法结合” 的必然趋势

“何遵约法” 与 “韩弊烦刑” 的对比，推动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演进：单纯的 “专任法治”（秦朝）或单纯的 “专任礼治”（西周）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有将 “法治” 与 “礼治” 结合，才能兼顾 “秩序” 与 “民心”。

西汉初期的 “约法” 已经蕴含 “礼法结合” 的萌芽，汉武帝时期 “独尊儒术” 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儒家的 “仁政”“德治” 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法家的 “法治” 成为维护秩序的工具，形成了 “礼为主、法为辅”“礼教化、法惩戒” 的治国模式。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秦朝 “烦刑” 的残酷，又避免了单纯 “礼治” 的软弱，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治国传统，延续了两千余年。

四、历史启示：从 “约法” 与 “烦刑” 看治国理政的核心密码

“何遵约法，韩弊烦刑” 的历史，不仅是秦汉之际制度转型的缩影，更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启示，为后世乃至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 治国理念必须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

秦朝的失败在于统一后未能及时调整治国理念，依然沿用乱世的 “严刑峻法”；西汉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了汉初 “休养生息” 的时代需求，推行 “宽刑简政”。这启示我们：治国理念并非一成不变，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及时调整，使制度与需求相适配。在当今社会，也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完善治理体系，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法律是治国的工具，而非目的，必须坚持 “民本” 导向

秦朝将法律视为 “君主专制的工具”，忽视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与需求，最终被民众抛弃；西汉将法律视为 “治理社会、安抚民心的工具”，坚持 “民本” 导向，赢得了民心。这启示我们：法律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立法与执法理念，让法律成为人民群众的 “保护伞”，而非 “压迫工具”。

3. 宽严相济是法律实施的核心原则，避免极端化

“韩弊烦刑” 的弊端在于 “过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何遵约法” 的成功在于 “宽严相济”，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安抚了民心。这启示我们：法律的实施必须把握好 “度”，避免 “过宽” 或 “过严” 的极端化。对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维护社会底线；对轻微违法行为则应注重教育与矫正，给予改过自新的空间，实现 “惩恶” 与 “劝善” 的统一。

4. 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秦朝 “专任法治”，缺乏道德教化，导致社会缺乏凝聚力；西汉 “礼法结合”，既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了长治久安。这启示我们：法治与德治是治国理政的两个重要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治是硬约束，为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德治是软引导，为社会和谐提供精神支撑。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

结语

“何遵约法，韩弊烦刑” 八字，浓缩了秦汉之际治国理念的激烈碰撞与历史选择。韩非的 “烦刑” 思想适应了战国乱世的统一需求，却在秦统一后因脱离民生实际而弊端丛生，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诱因；萧何的 “约法” 思想借鉴了秦亡的教训，以 “宽刑简政、民本为核心”，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的需求，奠定了西汉四百年基业。这两个事件的对比，不仅揭示了 “乱世霸术” 与 “治世仁政” 的本质区别，更推动了中国古代 “礼法结合” 治国传统的形成。

回望这段历史，“约法” 的成功与 “烦刑” 的失败，核心在于是否坚持 “以民为本”、是否适应时代需求、是否把握 “宽严相济” 的原则。这些启示，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更对当今社会的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唯有坚持与时俱进、以人民为中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