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税熟贡新 ， 劝赏黜陟 （quàn shǎng chu zhi）。（1/2）

税熟贡新 (shui shu gong xin)， 劝赏黜陟 (quàn shǎng chu zhi)。这八个字以 “生产 — 收获 — 治理” 为脉络，前句 “税熟贡新” 明确农业收成后的财税规则，后句 “劝赏黜陟” 确立配套的奖惩考核机制，既构建了 “以农为基” 的国家治理体系，又蕴含着 “取之有节、奖勤罚懒” 的治国智慧。其背后承载的赋税制度、考核体系、伦理价值与政治逻辑，贯穿了华夏文明数千年的治理历程，是理解中国古代 “农本型国家” 治理模式的关键密码。深度解析这八个字，本质上是探寻中华民族 “以农养国、以治稳农” 的治理路径，感受传统治国理念中 “民生与治理共生” 的核心智慧。

一、溯源：《千字文》中的治理叙事与文字本义

1. 八字在《千字文》中的文化定位

《千字文》的民生与治理叙事遵循 “实践 — 成果 — 治理” 的逻辑递进，“税熟贡新，劝赏黜陟” 位列第 109-110 字，是对前文 “农本思想 — 农事实践” 的制度性落地。前承 “俶载南亩，我艺黍稷” 的耕种场景，后接 “孟轲敦素，史鱼秉直” 的伦理教化，形成了 “农耕生产 — 财税征收 — 治理奖惩 — 伦理规范” 的完整社会运行链条。

编纂者将这八个字纳入启蒙文本，有着深刻的治理导向：其一，它向后世传递 “治理源于生产” 的核心认知，明确税收与农业的根本关联，以及奖惩对生产的保障作用，契合 “经世致用” 的启蒙宗旨；其二，它浓缩了先秦至南朝的治理精华，将 “财税制度” 与 “考核机制” 凝练为八字箴言，为后世王朝提供了 “轻徭薄赋、奖惩分明” 的治理范本；其三，它构建了 “民 — 官 — 国” 的三方互动关系，农民耕种完税、官员劝农理政、国家奖惩督导，形成闭环治理，强化了 “家国同构” 的治理理念。

2. 文字本义的精准拆解与典籍溯源

税熟贡新（shui shu gong xin）：“税” 指国家按规定向农民征收的粮食赋税（《说文》释 “税，租也”），是常规财政收入；“熟” 指粮食成熟收割，明确征税的时序前提；“贡” 指农民或地方向朝廷进献的新收获粮食（《尔雅?释诂》载 “贡，献也”），属于非常规的礼仪性贡献；“新” 特指当年新收获的谷物，凸显贡纳的时效性与珍贵性。整句直译为 “粮食成熟后按制纳税，将新收获的谷物进献给朝廷”，核心是确立农业收成后的财税规则。

劝赏黜陟（quàn shǎng chu zhi）：“劝” 指鼓励、倡导（《说文》释 “劝，勉也”），侧重通过奖励引导积极行为；“赏” 指奖赏，包括财物、爵位、荣誉等具体激励；“黜” 指罢免、降职（《玉篇》载 “黜，贬也”），针对不称职者；“陟” 指晋升、提拔（《尔雅?释诂》载 “陟，升也”），奖励有功者。整句直译为 “对勤于农事、政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对懒政怠工、履职不力者予以降免或晋升”，核心是建立与农业生产配套的奖惩考核机制。

典籍溯源：“税熟贡新” 的思想源于《尚书?禹贡》，其中详细记载了九州向朝廷贡纳粮食、物产的制度，确立了 “任土作贡” 的原则；《周礼?地官?大司徒》载 “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明确了税收与贡纳的区别与关联。“劝赏黜陟” 最早见于《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确立了官员考核奖惩的制度雏形；《管子?立政》“劝赏罚罪，国之大纲也”，将奖惩机制提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纲领。周兴嗣整合这些典籍思想，凝练为八字，成为流传千古的治理箴言。

二、税熟贡新：农本社会的财税制度与民生逻辑

“税熟贡新” 并非简单的 “征税纳贡”，而是华夏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的财税制度，其核心是平衡国家财政需求与农民生存底线，既保障国家运转，又维系农业再生产，是农本社会稳定的关键。

1. 税与贡的制度分野：常规与礼仪的双重财税

“税” 与 “贡” 虽均为国家从农业中获取的物资，但在性质、用途、标准上有着明确分野，共同构成古代财税体系的核心：

税收：常规化的财政基础。

性质：法定强制性征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具有固定性、普遍性。

标准：按土地面积、产量或人口征收，历代有明确规制，如西周井田制 “什一而税”（征收产量的十分之一），汉代 “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唐代租庸调制 “每丁岁入租粟二石”。

用途：主要用于维系国家运转，包括官僚俸禄、军队军粮、公共工程（水利、交通）、灾荒救济等，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国” 的核心载体。

贡纳：礼仪性的补充贡献。

性质：自愿性与强制性结合，带有礼仪色彩，凸显对朝廷的臣服与敬意，具有临时性、特殊性。

标准：无固定额度，多为当年新收获的优质谷物、特产，如《诗经?豳风?七月》“献豜于公”，即向贵族进献新猎的野猪，与 “贡新” 逻辑一致；地方会根据物产特色贡纳，如江南贡新稻、北方贡新粟。

用途：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祖先、皇家膳食、赏赐功臣，是 “示敬” 与 “示丰” 的象征，兼具礼仪功能与政治意义。

二者的关系是 “税为主、贡为辅”，税收保障国家基本运转，贡纳强化政治认同与礼仪秩序，共同构成 “以农养国” 的财税基础。

2. 财税制度的历史演变：从 “什一而税” 到 “摊丁入亩”

“税熟贡新” 的制度实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核心趋势是 “从轻从简、因地制宜”，以适应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的需求：

先秦时期：制度奠基。西周推行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公田产出即为税收，实质是 “什一而税”；春秋时期，鲁国 “初税亩” 打破井田制，按实际耕种土地面积征税，使税收更贴合生产实际；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按土地产量征税，鼓励农民垦荒耕种。

秦汉时期：制度定型。秦朝实行 “泰半之赋”（征收产量的三分之二），赋税过重成为秦亡的重要原因；汉初吸取教训，推行 “十五税一”，后减为 “三十税一”，轻徭薄赋政策促成 “文景之治”；汉代税收以田赋为主，贡纳多为地方特产与新熟谷物，如关东向长安贡纳新粟、江南贡纳新稻。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调整。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人口流动，推行 “租调制”，以户为单位征收粮食（租）与布匹（调），简化征税标准；北魏至唐初实行均田制，按授田面积征税，保障农民有地可耕、有税可纳，同时保留贡新制度，地方向朝廷进献新收获的麦、稻等。

唐宋时期：制度成熟。唐代推行 “租庸调制”，“租” 为粮食赋税、“庸” 为劳役、“调” 为布匹，后改为 “两税法”，按土地与财产多少征税，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更适应农业生产时序；宋代延续两税法，税收以粮食、钱币为主，贡新制度更趋礼仪化，地方贡纳的新粮主要用于皇家祭祀与膳食。

明清时期：制度完善。明代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按土地面积征收银两，简化税制；清代实行 “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田赋，彻底废除人头税，使税收完全与土地挂钩，减轻了无地农民负担。

历代财税制度的调整，始终围绕 “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财政收入、维系社会稳定” 三大核心，“税熟贡新” 的本质从未改变，只是形式与标准随时代适配。

3. 财税制度的民生逻辑：取之有度与藏富于民

“税熟贡新” 的制度设计，蕴含着 “取之有度、藏富于民” 的民生逻辑，这是其能维系数千年的关键：

轻徭薄赋：历代王朝的治国共识。除秦朝、隋炀帝等少数时期外，多数王朝均推行 “轻徭薄赋” 政策，将税率控制在农民可承受范围（如 “三十税一”“什一而税”）。《孟子?滕文公上》提出 “什一而税，王者之政也”，将 “轻税” 视为仁政的核心；汉代 “与民休息”、唐代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均通过减税促进农业恢复与人口增长。

与时偕行：征税时序贴合农业生产。“税熟” 明确征税在粮食收割之后，避免农忙时节征调，保障农事顺利进行；历代王朝多规定 “秋粮秋征、夏粮夏征”，如唐代两税法 “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确保农民有足够时间收割、晾晒、储存粮食后再纳税。

灾荒减免：弹性调整的民生保障。遇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时，朝廷会减免赋税、开仓放粮，如汉代 “郡国遇灾者，勿收租赋”，唐代 “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这种弹性机制，避免了灾年农民因完税而破产，维系了农业再生产能力。

贡新适度：礼仪性大于强制性。贡纳的 “新粮” 多为少量优质谷物，并非沉重负担，反而成为农民与地方向朝廷 “示丰” 的方式，朝廷往往会以赏赐回馈，形成 “贡 — 赏” 互动，实质是对农民生产的一种激励。

三、劝赏黜陟：农本治理的奖惩机制与考核体系

“劝赏黜陟” 是与 “税熟贡新” 配套的治理保障，通过对农民、官员的双重奖惩，引导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确保财税制度落地与社会稳定。这一机制并非单纯的 “奖优罚劣”，而是一套包含考核标准、激励形式、督导流程的完整体系，是古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

1. 奖励对象与形式：从农民到官员的全面激励

“劝赏” 的对象覆盖农民与官员两大群体，激励形式兼顾物质与精神，形成 “上下联动” 的劝农氛围：

对农民的奖励：鼓励勤耕善种。

奖励标准：以耕种面积、粮食产量、垦荒成效为核心，如 “垦荒多者”“亩产高者”“献新粮优质者” 均会获得奖励。

奖励形式：物质奖励包括赏赐粮食、布匹、农具、土地（如汉代对垦荒农民 “赐田宅”）；精神奖励包括授予 “力田” 荣誉称号（汉代设 “力田” 官，由勤劳农民担任）、免除徭役（如唐代对 “孝悌力田” 者免役）。

案例：西汉文帝时期，“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同时对 “力田者” 额外赏赐粮食，激励农民耕种积极性；宋代推行 “劝农桑” 政策，对种植桑麻、垦荒的农民 “给种粮、免赋税”，促成江南农业的繁荣。

对官员的奖励：督导劝农理政。

奖励标准：以辖区农业收成、垦荒面积、水利建设、流民安置为核心考核指标，如 “劝农有功、流民复业多者”“修水利获丰收者”“赋税足额且民不怨者”。

奖励形式：物质奖励包括赏赐金银、绸缎、粮食；职务奖励包括晋升官职、增加俸禄（如汉代县令若劝农成效显着，可升为郡丞）；荣誉奖励包括 “赐爵”“诏书褒奖”（如唐太宗对劝农有功的刺史 “赐绢百匹，加秩一等”）。

案例：唐代设 “劝农使”，专门督导地方农业生产，劝农使考核优秀者可直接晋升；宋代将 “劝农” 纳入地方官考课核心指标，“农桑垦殖、水利兴修” 权重占比过半，直接决定官员升降。

2. 黜陟标准与流程：以农为本的考核督导

“黜陟” 的核心是 “以农绩定官绩”，通过严格考核与动态调整，确保官员履职尽责，避免懒政怠政：

考核标准：农本导向的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包括辖区粮食产量（与往年对比）、垦荒面积、流民复业率、水利设施完好率、赋税收缴率（避免苛征）、农民投诉率等。

负面清单：“劝农不力”“辖区田荒民逃”“水利失修导致灾荒”“苛征赋税引发民怨”“虚报政绩” 等均为黜免的直接依据。

考核流程：分层分级的动态督导。

基层考核：县令、乡官负责辖区内农民与里正的考核，定期上报农情、税情；

中层复核：郡守、州刺史审核县令考核结果，实地巡查农情、核实政绩；

中央总考：朝廷设 “考功司”（如唐代吏部考功司），每三年对全国官员进行总考，结合地方上报与巡查结果，确定黜陟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