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耽读玩市 ， 寓目囊箱 （yu mu náng xiāng）。（1/2）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两句，虽仅八字，却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学态度、学习方法与人生追求的核心思想。从字源流变的微观考证，到典故出处的历史溯源；从文本语境的逻辑梳理，到哲学思想的深度挖掘；从文化传承的脉络梳理，到现代社会的现实启示，这八个字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治学认知体系。本文将从七大维度展开深度解析，以期还原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永恒的思想价值。

一、字源考证：汉字演变中的语义密码

（一）单字溯源与本义解析

耽（dān）

甲骨文无 “耽” 字，金文作 “??”，从 “耳” 从 “冘”（yin，缓慢、迟疑之意），本义为 “耳听不倦”，引申为 “专注沉迷、乐而忘返”。《说文解字》释曰：“耽，耳大垂也。一曰沉溺也。” 段玉裁注：“沉溺者，引申之义，谓听乐过度也。” 可见 “耽” 的核心语义是 “主动沉浸于某一事物，达到忘我的境界”，不含贬义，反而带有 “全身心投入” 的积极意味，与 “沉迷” 的负面语义有本质区别 —— 前者是理性的专注，后者是盲目的沉沦。

读（du）

甲骨文 “读” 作 “??”，从 “言” 从 “卖”（古 “牍” 字，指书写用的木片），本义为 “诵读文牍”，即出声朗读文献。《说文解字》：“读，诵书也。” 徐铉注：“读，犹言抽绎其义而诵之。” 可见 “读” 并非简单的视觉扫描，而是包含 “抽绎义理、出声诵读、内化吸收” 的完整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的治学理念。

玩（wán）

金文 “玩” 作 “??”，从 “玉” 从 “元”（手持之意），本义为 “手持玉器赏玩”，引申为 “深入研习、揣摩体味”。《尔雅?释言》：“玩，习也。” 郭璞注：“玩习，谓常见而熟也。” 此处 “玩” 绝非 “嬉戏娱乐”，而是 “反复琢磨、融会贯通” 的深度学习状态，与 “耽” 形成语义呼应，强调治学需兼具专注与钻研的双重态度。

市（shi）

甲骨文 “市” 作 “??”，像 “四方之邑，中间有交易之所”，本义为 “集市、市场”，是古代商品交易、人群聚集的公共空间。《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之也。” 段玉裁注：“市者，四方之民会集之处，故引申为凡会聚之称。”“玩市” 之 “市”，既指具体的物理空间，也象征 “喧嚣扰攘的世俗环境”，与 “静室苦读” 形成鲜明对比，凸显治学不避环境、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寓（yu）

金文 “寓” 作 “??”，从 “宀”（房屋）从 “禺”（猴类），本义为 “寄居、暂住”，引申为 “寄托、安放”。《说文解字》：“寓，寄也。” 此处 “寓目” 即 “将目光寄托于”，暗含 “主动关注、用心体察” 之意，强调学习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 并非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将注意力聚焦于知识载体。

目（mu）

甲骨文 “目” 作 “??”，像人眼之形，本义为 “眼睛”，引申为 “观看、审视”。《说文解字》：“目，人眼也。象形。” 此处 “目” 不仅是视觉器官的代称，更是 “认知器官” 的象征，与 “耽读” 的 “耳听” 形成感官互补，体现 “眼观耳听、多感官参与” 的学习方法。

囊（náng）

金文 “囊” 作 “??”，像 “两端扎紧的布袋”，本义为 “装物的口袋”，特指 “书囊”（盛放书籍的布袋）。《说文解字》：“囊，橐也。” 段玉裁注：“无底曰囊，有底曰橐。” 古代读书人常以囊盛书，便于随身携带，故 “囊” 成为 “便携知识载体” 的象征，体现 “随时随地学习” 的理念。

箱（xiāng）

小篆 “箱” 作 “箱”，从 “竹” 从 “相”，本义为 “竹制的储物器具”，特指 “书箱”（存放书籍的箱子）。《说文解字》：“箱，大车牝服也。” 后引申为 “储物之器”，与 “囊” 的区别在于：“囊” 轻便易携，多用于出行；“箱” 容量较大，多用于居家存放。“囊箱” 并举，涵盖了 “移动” 与 “固定” 两种知识存储场景，象征 “知识无处不在、随时可及”。

（二）整句语义的演进与定型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的语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传承中逐渐定型。周兴嗣编纂《千字文》时，选取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八字，既遵循汉字的本义逻辑，又通过语义组合构建新的认知维度：

表层语义：在集市这样喧嚣的环境中，依然沉迷于读书、深入研习；目光所及之处，皆以书囊、书箱中的典籍为关注对象。

深层语义：治学应具备 “不避环境之扰” 的专注定力、“深入钻研” 的研学态度、“随时随地学习” 的主动意识，将知识载体融入生活场景，实现 “学而不厌、随处可学” 的理想状态。

历代注本对语义的阐释高度一致：宋代胡寅《千字文讲义》释曰：“耽读，谓笃好而不厌也；玩市，谓虽在喧嚣之场，亦不忘学也。寓目囊箱，谓凡所见者，皆典籍之所存，留心体察，则无处非学也。” 明代徐文长《千字文注》进一步明确：“此二句言为学之勤，不择地而安，不择器而用，心专则无往非学矣。” 可见，整句语义的核心在于 “治学的主动性、专注性与灵活性”，这一内涵贯穿了历代的解读与传承。

二、典故出处：历史语境中的治学典范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并非周兴嗣凭空杜撰，而是对中国古代勤学典故的凝练与升华，其中最核心的原型是东汉思想家王充 “市肆读书” 的故事，同时融合了历代读书人 “携囊负笈、随处求学” 的集体记忆。

（一）核心典故：王充市肆耽读

王充（公元 2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背景：王充出身寒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无力购置书籍。当时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是全国的文化与商业中心，市肆中不仅有商品交易，还有大量书籍售卖（包括诸子百家、史书典籍等），成为寒门学子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

细节：王充 “游洛阳市肆”，并非闲逛，而是 “阅所卖书”—— 即站在书店中阅读售卖的书籍，“一见辄能诵忆” 体现了他超强的记忆力与专注力，“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则是长期坚持的成果。这一行为完美契合 “耽读玩市” 的内涵：“耽读” 即 “阅书诵忆、乐而忘返”，“玩市” 即 “在市肆这一喧嚣环境中坚持学习”。

影响：王充的故事在汉代以后广为流传，成为 “寒门勤学” 的典范。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唐代房玄龄《晋书?王隐传》等均有引用，将其与 “囊萤映雪”“凿壁偷光” 并列为中国古代劝学的四大经典案例。周兴嗣编纂《千字文》时，正是基于这一典故，提炼出 “耽读玩市” 四字，将个体经验升华为普遍的治学准则。

（二）辅助典故：历代 “携囊负笈” 的求学传统

“寓目囊箱” 一句，则源于中国古代读书人 “携囊负笈、随处求学” 的普遍实践，背后蕴含着一系列相关典故：

负笈从师：“笈” 即书箱，“负笈” 指背着书箱求学。《后汉书?李固传》记载李固 “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晋代葛洪《抱朴子?自叙》：“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 可见 “负笈” 是古代学子求学的标配，书箱（笈）与书囊（囊）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求学精神的象征。

囊萤映雪：晋代车胤 “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车胤传》）；晋代孙康 “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尚友录》）。此处 “练囊” 即书囊的一种，“囊萤” 体现了 “以囊为器、随时随地学习” 的灵活性，与 “寓目囊箱” 中 “囊” 的象征意义高度契合。

凿壁偷光：西汉匡衡 “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匡衡虽无 “囊箱” 之器，却能 “寓目于光”，本质上与 “寓目囊箱” 所倡导的 “主动寻找知识载体” 的理念一致 —— 无论载体是囊箱、萤火还是壁光，核心都是 “心向学问、随处可学”。

这些典故共同构成了 “寓目囊箱” 的文化背景：“囊箱” 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书籍容器，更是精神意义上的 “知识象征”，“寓目” 则体现了读书人对知识的主动追求 —— 目光所及，皆为学问；步履所至，皆可求学。周兴嗣将这些分散的典故凝练为 “寓目囊箱” 四字，与 “耽读玩市” 形成呼应，构建了 “环境（市）— 态度（耽玩）— 载体（囊箱）— 行动（寓目）” 的完整治学链条。

三、文本语境：《千字文》中的治学逻辑定位

《千字文》的文本结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从 “天地自然” 到 “人类社会”，从 “修身养性” 到 “治国安邦”，层层递进，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位于《千字文》的中段（原文第 129—130 句），处于 “修身” 向 “治学” 过渡的关键位置，其上下文语境清晰地揭示了其核心功能。

（一）上下文文本脉络

前文铺垫：“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这部分主要论述 “修身” 之道，强调待人接物需谦逊宽容、诚信有度，品德修养需向圣贤看齐，避免沾染恶习。

本句承转：“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承接前文的 “修身”，转向 “治学”—— 品德修养是根基，而治学则是提升自我、实现圣贤理想的途径。“耽读” 体现治学的专注态度，“玩市” 体现治学的灵活性，“寓目囊箱” 体现治学的主动性，三者共同构成 “修身之后需治学” 的逻辑延伸。

后文展开：“易輶攸畏，属耳垣墙。具膳餐饭，适口充肠。饱饫烹宰，饥厌糟糠。亲戚故旧，老少异粮。” 这部分看似转向日常生活细节，实则与 “治学” 形成互补 ——“易輶攸畏” 强调治学需谨慎谦逊，“具膳餐饭” 则体现 “治学需先安其身”，而 “亲戚故旧” 则涉及 “治学之后的人伦责任”。进一步往后，“纨扇圆洁，银烛炜煌。昼眠夕寐，蓝笋象床。弦歌酒宴，接杯举觞。矫手顿足，悦豫且康。” 则描绘了 “治学有成后的安适生活”，形成 “修身 — 治学 — 处世 — 安身” 的完整逻辑闭环。

（二）文本功能与教育目标

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是《千字文》从 “品德修养” 到 “知识学习” 的转折点。前文强调 “做人”，后文强调 “做事”（治学与处世），本句则搭建了 “做人” 与 “做事” 的桥梁 —— 只有具备谦逊、诚信、向贤的品德（修身），才能真正沉下心来治学（耽读玩市）；而通过治学提升自我，又能更好地践行人伦责任、实现人生价值（处世）。

蒙学教育的实用目标：《千字文》最初是梁武帝为教育皇子而编纂的蒙学教材，其核心目标是培养 “德才兼备” 的贵族子弟。“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针对蒙童的认知特点，用简洁的语言传递 “治学无需择地、无需择时” 的理念，鼓励蒙童从小养成 “爱读书、会读书” 的习惯 —— 即使在玩耍、在集市等非传统学习环境中，也能保持对知识的关注，这与现代教育中 “情境学习”“自主学习” 的理念不谋而合。

文化价值观的传递功能：本句通过 “市” 与 “囊箱” 的对比，传递了 “世俗环境与精神追求可以共存” 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倡导 “避世治学”，而是强调 “入世而不逐世”—— 在喧嚣的世俗生活中，依然能坚守对知识的追求，在平凡的日常中实现精神的升华。这种 “兼容并蓄” 的治学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

四、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治学观的三重维度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不仅是具体的治学方法，更蕴含着中国传统治学观的三重哲学维度 —— 专注与灵活的辩证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相互成就、过程与目标的价值融合，体现了儒家、道家思想在治学领域的深度融合。

（一）专注与灵活的辩证统一（儒家 “中庸” 思想的体现）

“耽读” 强调 “专注”，“玩市” 强调 “灵活”，二者形成辩证关系，暗合儒家 “中庸” 之道 —— 既不偏于 “死读书、读死书”，也不偏于 “浅尝辄止、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