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诛（zhu ）斩贼盗 ， 捕 （bu ）获叛亡。（2/2）

户籍与保甲：预防叛亡的基础：秦汉推行 “编户齐民”，百姓需登记户籍，迁徙需官府批准；唐宋实行 “保甲制”，十户为甲，五甲为保，保甲内连坐（一人亡逃，保甲邻里需举报，否则同罪）。明清延续保甲制，增设 “路引制”（出行需官府开具路引），从源头限制逃亡。

缉捕主体与权限：

基层缉捕：秦汉的亭长、游徼（乡级），唐宋的县尉、巡检（县级），明清的捕快、团练，负责辖区内贼盗叛亡的缉捕；

跨区域缉捕：重大案件由中央派遣 “监察御史” 督捕，发布 “海捕文书”（全国通缉令），各地官府协同追捕，悬赏缉捕（如《宋史?刑法志》记载：“捕盗获者，赏钱五十万，官以五品”）。

叛亡的惩戒原则：

叛逃者：“谋反叛逃” 者擒获后凌迟处死，家属连坐；普通逃犯（如逃兵、逃奴）擒获后施以 “耐刑”（剃发）或 “徒刑”（服劳役）；

窝藏者：与叛亡者同罪，如《唐律》规定：“诸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令得隐避者，各减罪人罪一等。”

（三）刑罚执行的仪式性：“诛斩” 的威慑功能

古代 “诛斩” 行刑并非单纯的暴力惩罚，而是具有仪式性的公共行为，以实现 “以儆效尤” 的目的：

行刑场所：斩刑多在闹市（“弃市”）或刑场，如唐代长安的西市、清代北京的菜市口，让百姓围观，彰显刑罚的威慑力；

行刑时间：遵循 “秋冬行刑” 原则（除谋反等重罪外），依据 “天人合一” 理念，秋冬是 “肃杀之季”，行刑符合天道，避免违背 “春生夏长” 的自然规律；

行刑宣告：行刑前需当众宣读罪状（“读鞫”），明确罪犯的罪行与刑罚依据，让百姓知晓 “为何罚”，强化法律的教化功能。

四、治理文化内涵：惩恶扬善与家国秩序的维护

（一）“诛斩贼盗”：基层民生安全的保障

“贼盗” 直接威胁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基层治理的首要难题，“诛斩贼盗” 的文化内涵在于：

保护弱势群体：古代贼盗多针对平民（如劫富济贫实为劫掠平民），惩治贼盗本质是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唐律》规定：“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盗毁官廨、私庙神主者，杖一百。盗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 连祭祀器物都受保护，遑论百姓财物，体现了 “民为邦本” 的理念。

维护乡土秩序：传统社会以乡土为核心，贼盗横行会破坏邻里信任与宗族团结（如宗族械斗常因盗匪引发）。惩治贼盗能恢复乡土秩序，保障农耕、商贸的正常开展，如宋代推行 “保甲捕盗法”，规定保甲内 “盗发而不捕者，保长笞四十”，将乡土秩序与缉捕责任绑定。

彰显司法公正：对贼盗的惩治不分贵贱（如《大明律》规定：“皇亲国戚盗边饷者，与庶民同罪”），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雏形，增强百姓对官府的信任。

（二）“捕获叛亡”：政权合法性的巩固

“叛亡” 直接挑战君主权威与国家统一，“捕获叛亡” 的文化内涵在于：

维护君主专制：古代君主是 “天命所归” 的象征，叛逆者被视为 “逆天而行”，捕获叛亡即是 “替天行道”，巩固君主的合法性。如汉武帝平定 “七国之乱” 后，将叛王斩首示众，彰显中央集权的不可动摇。

保障国家统一：叛亡者若勾结外敌（如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会危及边境安全与国家统一。如明代戚继光剿灭倭寇（含叛明者），清代康熙平定 “三藩之乱”，均是通过捕获叛亡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强化宗族伦理：“叛” 不仅是反国，也是反宗族（如宗族子弟叛逃会被除名），捕获叛亡能维护宗族的荣誉与秩序，强化 “忠孝一体” 的伦理观念 —— 忠于宗族即是忠于国家，背叛国家即是背叛宗族。

（三）“诛斩捕获”：司法权威与教化的结合

古代司法并非单纯的 “惩恶”，而是通过 “诛斩捕获” 实现 “教化”，其文化内涵在于：

威慑与警示：公开的诛斩与缉捕能威慑潜在犯罪者，让百姓知晓 “犯罪必受罚”，从而主动遵守法律。如《盐铁论?刑德》所言：“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刑罚的威慑是教化的辅助手段。

道德引导：惩治贼盗叛亡的同时，官府会宣扬 “忠孝节义” 的道德典范（如表彰捕盗英雄、孝子忠臣），形成 “惩恶扬善” 的舆论导向，让百姓在知晓 “何为罪” 的同时，明白 “何为善”。

秩序认同：通过司法行动，百姓感知到官府维护秩序的能力，从而认同现存的社会秩序，形成 “官民共治” 的治理格局 —— 百姓主动举报犯罪，官府高效缉捕惩治，共同维护家国安定。

五、哲学思想内核：礼法合治与天人合一的治理逻辑

（一）儒家 “德主刑辅”：刑罚的伦理边界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虽体现刑罚的严厉性，但背后是儒家 “德主刑辅” 的哲学内核：

刑罚是教化的补充：儒家认为，理想的治世应通过道德教化让百姓 “无恶可惩”，刑罚仅用于惩治 “不可教化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明确 “德礼” 优于 “政刑”，刑罚需以道德为基础。

刑罚的正义性源于道义：“诛斩” 必须符合 “义”，即 “义刑义杀”，而非君主私意。《孟子?离娄上》：“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 只有符合道义的刑罚，才能得到百姓认同，否则便是 “暴政”（如商纣王的滥杀）。

宽严相济的原则：儒家主张刑罚需 “宽严相济”，对初犯、从犯从轻，对惯犯、主犯从重；对过失犯罪从轻，对故意犯罪从重。如《唐律》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体现了 “恤刑” 的道德关怀。

（二）法家 “以刑去刑”：刑罚的威慑逻辑

法家思想为 “诛斩捕获” 提供了执法的刚性原则，其哲学内核在于：

严刑峻法以止恶：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需以严刑峻法威慑百姓，使其不敢犯罪。商鞅曰：“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对轻微犯罪施以重刑，可避免重罪发生，最终实现 “无刑”。

执法的绝对性：法家强调 “法不阿贵”，刑罚不分贵贱亲疏，一律平等。《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种原则确保了司法的权威性，避免特权阶层凌驾于法律之上。

连坐与告奸：全民共治：法家主张 “连坐制” 与 “告奸制”，将惩治犯罪的责任扩展至全民，形成 “一人犯罪，邻里举报，否则同罪” 的治理网络，最大化提升执法效率，体现了 “治世需全民参与” 的逻辑。

（三）天人合一：刑罚的自然依据

古代 “诛斩捕获” 的时间、方式均遵循 “天人合一” 的哲学，其内核在于：

秋冬行刑：顺应天道：古代认为，春夏是 “万物生长” 之季，不宜行刑（违背天道）；秋冬是 “万物肃杀” 之季，行刑符合天道规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 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明确秋冬是行刑的合理时间。

罪罚相当：契合天理：古代认为，犯罪是 “违背天理” 的行为，刑罚需与罪行相当，才能 “平衡天理”。如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契合 “天道循环” 的理念。

秩序维护：天人同构：社会秩序是天道秩序的延伸，贼盗叛亡是 “扰乱天道”，惩治他们即是 “恢复天道”。《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 司法行动的本质是维护 “天人同构” 的秩序。

六、历史影响与现代转型：从封建司法到现代法治的传承与革新

（一）古代司法制度的历史影响

奠定传统秩序的治理基础：“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的治理逻辑，支撑了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秩序稳定 —— 通过惩治犯罪，保障了农耕文明的延续，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一，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环境（如汉唐盛世的出现，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秩序）。

塑造民族的秩序观念：古代司法强调 “秩序优先”，这种观念渗透到民族文化中，形成了 “重秩序、守规矩” 的民族特质。百姓对 “贼盗” 的憎恶、对 “叛亡” 的唾弃，本质是对秩序的认同与维护。

积累司法实践的经验：古代的缉捕制度（如通缉令、保甲制）、审判程序（如五听、三司会审）、量刑原则（如罪罚相当），为后世司法提供了经验，部分制度仍被现代法治借鉴（如通缉制度、陪审制度的雏形）。

（二）现代法治的转型：摒弃糟粕，传承内核

现代法治对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的治理思想进行了全面转型，既摒弃封建糟粕，又传承秩序维护的内核：

从 “严刑峻法” 到 “宽严相济”：现代法治废除了凌迟、连坐等酷刑，确立 “罪刑法定”“罪责自负” 原则，量刑以 “教育改造” 为目的，而非单纯威慑。如对盗窃犯，现代刑法以有期徒刑为主，辅以社区矫正，帮助罪犯回归社会，体现了 “人道主义” 的进步。

从 “皇权司法” 到 “司法独立”：古代司法依附于皇权，现代法治确立 “司法独立” 原则，法官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干涉，确保司法公正。同时，增设 “辩护制度”“上诉制度”，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

从 “户籍管控” 到 “人权保障”：现代法治废除了保甲连坐、路引制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确立 “人身自由权”“迁徙自由权”，但仍通过 “户籍制度”“身份证制度” 进行人口管理，通过 “通缉制度”“社区矫正” 缉捕在逃罪犯，实现 “自由与秩序” 的平衡。

从 “家国同构” 到 “国家主权”：现代法治将 “叛亡” 转化为 “叛国罪”“脱逃罪”，惩治叛国者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非君主权威；惩治脱逃罪是维护司法秩序，而非宗族伦理，体现了 “国家本位” 的现代转型。

（三）秩序维护的现代启示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的核心是 “维护秩序”，这一内核对现代法治仍具启示：

打击犯罪是民生保障的前提：现代社会仍需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侵犯财产的犯罪（如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才能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 “安居乐业”。

缉捕执法需高效与规范并重：现代刑侦技术（如监控、dna 鉴定）提升了缉捕效率，但需遵循 “法定程序”（如逮捕需持逮捕令，审讯需全程录像），避免执法违法，确保司法公正。

刑罚与教化的结合：现代法治不仅要惩治犯罪，更要通过普法教育、社区矫正，让公民树立法治观念，主动遵守法律，实现 “惩治与预防” 的结合，最终达到 “减少犯罪” 的目的。

结语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八个字，浓缩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智慧 —— 以司法惩戒维护秩序，以礼法合治实现教化，以天人合一赋予正义。从字源考据来看，每个字都蕴含着古代对犯罪、执法、秩序的精准认知；从句义疏解来看，其深层逻辑是 “手段服务于目的”，刑罚是秩序维护的工具，而非终极追求；从司法制度背景来看，古代形成了从立法到执法的完整体系，保障了治理的实效；从文化内涵来看，其核心是 “保民安邦”，体现了 “民为邦本” 的伦理取向；从哲学内核来看，儒法结合、天人合一构成了治理的理论基础；从历史影响与现代转型来看，其秩序维护的内核被现代法治传承，糟粕被摒弃，实现了从封建司法到现代法治的跨越。

在现代社会，“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的形式虽已改变，但其 “惩恶扬善、维护秩序” 的精神仍具现实意义。现代法治通过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普法教化，延续了古代 “保民安邦” 的追求，实现了 “秩序与自由”“惩治与教化” 的平衡。这八个字跨越千年，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人类对 “良序社会” 的永恒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