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1/2）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 两句，虽仅八字，却浓缩了中国先秦时期两大思想流派（墨家与儒家）对 “人性修养”“环境影响”“道德范式” 的核心思考。前者源自墨家创始人墨子对 “染丝” 现象的悲叹，直指环境对人性的塑造力；后者出自儒家经典《诗经》对 “羔羊” 的歌咏，确立了君子品德的理想象征。二者一 “悲” 一 “赞”，一 “警世” 一 “立范”，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如何守护本心、修养品德” 的核心命题。下文将从文本溯源、意象解析、思想关联、文化流变与现代启示五个维度，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度剖析。

第一章 溯源：“墨悲丝染”—— 墨子的 “素丝说” 与环境警示

“墨悲丝染” 的直接出处是《墨子?所染》，其背后是墨子对人性本质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深刻洞察。要理解这一典故，需先回到墨子的思想体系与先秦的社会语境。

1.1 墨子其人及其思想背景

墨子（约前 468 - 前 376 年），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儒家强调 “礼”“仁” 不同，墨家立足 “农与工肆之人” 的立场，提出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 等核心主张，试图解决战国时期战乱频繁、贫富分化、道德失序的社会问题。

墨子的思想具有强烈的 “实践理性”—— 他不空谈人性善恶，而是从现实观察出发，思考 “人如何成为善者”“社会如何实现治世”。《所染》篇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它不讨论 “人性本善或本恶”，而是聚焦 “后天影响对人性的改变”，为 “尚贤”“尚同” 等主张提供理论支撑 —— 若君主能 “染于贤臣”，则天下可治；若民众能 “染于善俗”，则道德可兴。

1.2 《墨子?所染》的文本解析：从 “染丝” 到 “治世”

《所染》篇以墨子的一个生活观察开篇，全文核心可分为 “现象感叹”“逻辑推导”“历史佐证” 三层：

（1）现象感叹：染丝之变，触景生情

《墨子?所染》开篇即言：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这里的 “染丝” 是先秦时期的常见手工业场景 —— 蚕丝本身为洁白之色，需放入不同染料中浸泡，才能染出青、黄、赤、白、黑等色彩。墨子见此场景，并非单纯感叹手工业的巧妙，而是从 “丝之洁” 与 “染之变” 的对比中，看到了 “人性” 与 “环境” 的隐喻：

丝的 “洁白本真”，比喻人初生时的 “素朴本性”—— 无先天的善与恶，如同白纸或素丝，具有极强的 “可塑性”；

染料的 “苍、黄”，比喻后天的 “环境与交往对象”—— 包括家庭、朋友、师长、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等；

“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则是墨子的核心判断：人的品德、价值观、行为模式，并非天生固定，而是由后天环境塑造的；若接触不同的环境，人性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进一步强调 “环境影响的累积性”—— 一次 “染” 可能仅改变表层，多次 “染” 则会形成固定的 “颜色”（即稳定的人格与价值观）；

“染不可不慎也”，是墨子的最终警示：既然环境对人性的塑造力如此强大，人就必须谨慎选择自己的 “染料”（环境与交往对象），否则会被 “恶染” 所害。

（2）逻辑推导：从 “个人之染” 到 “天下之染”

墨子并未停留在个人修养层面，而是将 “染丝” 的逻辑推向社会治理：

首先，“士之染”：士人（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后备力量）若 “染于仁人”，则会 “行义”“向善”；若 “染于恶人”，则会 “为暴”“作乱”；

其次，“大夫之染”：大夫（诸侯国的官员）若 “染于忠臣”，则会 “治国安邦”；若 “染于佞臣”，则会 “结党营私”；

最后，“君主之染”：君主作为天下的核心，其 “所染” 直接决定天下兴亡 ——“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反之则 “家日削，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

这一推导层层递进，最终指向墨家的核心主张 “尚贤”：君主若想治理好天下，关键在于 “染于贤臣”（任用贤能之人），因为贤臣如同 “苍”“黄” 中的 “善染”，能引导君主走向仁义，进而带动天下人向善。

（3）历史佐证：成败皆由 “染”

为了强化 “染不可不慎” 的观点，墨子列举了大量先秦历史案例，分为 “善染而兴” 与 “恶染而亡” 两类：

善染而兴者：

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 —— 这四位君主均 “染于贤臣”，故能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成为三代圣王；

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牙，晋文公染于舅犯、高偃，楚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茎，吴王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 —— 这五位诸侯均 “染于贤臣”，故能 “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恶染而亡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皆为佞臣），商纣染于崇侯、恶来（皆为奸臣），周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周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 —— 这四位君主均 “染于佞臣”，故 “国亡身死，为天下笑”。

这些案例并非墨子虚构，而是先秦时期公认的历史事实。通过 “兴” 与 “亡” 的强烈对比，墨子证明：“染” 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成败，更关乎国家兴亡—— 这使得 “墨悲丝染” 的警示，从个人修养上升到了社会治理的高度。

1.3 “墨悲丝染” 的意象内涵：“洁” 的脆弱性与 “慎染” 的必要性

墨子的 “悲”，并非悲 “染丝” 这一行为本身，而是悲 “洁白本真” 的脆弱性 —— 丝本洁白，却易被染料改变；人性本素朴，却易被环境污染。这种 “悲” 背后，是墨子对人性的深刻同情与对社会现实的忧虑：

（1）“丝之洁”：人性的素朴与可贵

在墨子眼中，“丝之洁”（洁白的蚕丝）是人性的理想起点 —— 它无杂质、无偏见，具有无限的向善可能。这种 “素丝说” 与儒家的 “性善论”（孟子）、“性恶论”（荀子）均不同：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有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四端，需通过 “养浩然之气” 来守护；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有 “好利、疾恶、好声色” 等欲望，需通过 “礼法教化” 来约束；

墨子则认为人性 “无善无恶，可善可恶”，如同素丝，其最终的 “颜色”（善恶）完全取决于 “染料”（环境）。

墨子的 “素丝说” 更强调 “环境的主动性” 与 “人性的被动性”—— 它不否认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慎染” 本身就是一种主动选择），但更警惕环境对人性的 “不可逆影响”：一旦丝被染成黑色（恶），再想恢复洁白，难度极大；一旦人被 “恶染” 所影响，再想回归善途，也需付出巨大代价。

（2）“染之变”：环境的复杂性与危险性

墨子的 “悲”，还源于对战国时期 “环境复杂性” 的认知。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士阶层 “择主而事”，民众 “迁徙无常”—— 环境不再是单一的 “乡俗”，而是充满了 “善染” 与 “恶染” 的交织：

既有 “仁人贤臣” 的善染（如管仲、孔子），也有 “佞臣暴君” 的恶染（如恶来、夏桀）；

既有 “义利之辨” 的道德讨论，也有 “唯利是图” 的现实诱惑；

既有 “兼爱非攻” 的理想主义，也有 “攻伐兼并” 的残酷现实。

在这样的环境中，“素丝”（人）很容易被 “恶染” 所裹挟 —— 若不 “慎染”，轻则个人品德堕落，重则参与作乱、危害社会。墨子的 “悲叹”，本质上是对 “人性在复杂环境中易迷失” 的担忧，也是对世人 “忽视环境选择” 的警示。

第二章 溯源：“诗赞羔羊”——《诗经》的 “羔羊之德” 与道德范式

“诗赞羔羊” 的出处是儒家经典《诗经?召南?羔羊》，其背后是《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的教化功能。与墨子的 “警示” 不同，《羔羊》诗以 “羔羊” 为象征，为君子（尤其是官员）确立了 “品德纯洁” 的理想范式。

2.1 《诗经?召南》的背景与 “国风” 的教化功能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 “风”“雅”“颂” 三部分：“风” 是各地的民歌，共 15 国风；“雅” 是周王室的宫廷乐歌；“颂” 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召南》是 “国风” 之一，收录的是西周时期召公（召伯虎）统治区域（今陕西南部、河南西部）的民歌。

西周时期，“风” 并非单纯的娱乐作品，而是承担着 “教化” 功能 —— 周天子通过采集各地民歌，了解民情、规范道德、推行礼乐。《礼记?王制》记载：“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毛诗序》则明确指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召南?羔羊》正是一首以 “赞美官员清廉” 为主题的教化诗。西周初年，召公推行 “仁政”，其统治区域 “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孟子?滕文公上》），官员多清廉尽职，《羔羊》诗正是对这一 “善政” 与 “善德” 的歌咏。

2.2 《羔羊》诗的文本解析：从 “羔羊” 到 “君子”

《诗经?召南?羔羊》全文共三章，采用 “重章叠句” 的手法（国风常见形式），反复歌咏 “羔羊” 与 “退食自公” 的场景，文本虽短，却意蕴深厚：

（1）原文与字词解析

章节 原文 字词解析

第一章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皮：用羔羊的皮制成的朝服（西周官员的礼服）；素丝：白色的丝（缝制朝服的线）；五紽（tuo）：“五” 为虚数，指缝制的次数多，象征朝服的规整；退食自公：从公家（官府）退下吃饭（指官员按规定领取俸禄，不贪额外之财）；委蛇（wēi yi）：从容自得的样子（形容官员尽职后的心安理得）。

第二章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革：“革” 指去毛的羔羊皮（比 “皮” 更精致）；五緎（yu）：与 “五紽” 同义，指缝制规整；句式调整（“委蛇委蛇” 提前），强化从容的姿态。

第三章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缝：“缝” 指缝制好的羔羊皮朝服；五总（zong）：与 “五紽”“五緎” 同义；再次重复 “退食自公”，强化清廉的主题。

（2）比兴手法：以 “羔羊” 喻 “君子”

《诗经》常用 “比兴” 手法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羔羊》诗的核心是 “以羔羊比君子”，其象征逻辑可分为三层：

毛色之洁：象征品德之纯

羔羊的毛色为洁白，无杂色，这是最直观的象征 —— 君子的品德应如羔羊的毛色一般，纯洁无染，不贪赃、不徇私、不欺心。西周时期，“白” 是 “正色” 之一（与青、赤、黄、黑并列），象征 “正直”“纯洁”，与 “墨悲丝染” 中 “丝之洁” 的 “白” 形成呼应。

朝服之正：象征身份之责

羔羊皮制成的朝服，是西周官员的 “礼服”，代表着官员的身份与职责。诗中反复强调 “羔羊之皮 \/ 革 \/ 缝”，并非赞美朝服的珍贵，而是将 “羔羊之洁” 与 “官员之责” 绑定：官员的身份是 “为民服务”，其品德应与身份匹配 —— 若朝服（身份）是 “羔羊之洁”，则官员的行为（职责）也应是 “清廉之德”。

委蛇之态：象征心安之境

“委蛇委蛇” 形容官员 “退食自公” 时的从容自得，这是 “羔羊之德” 的精神体现：官员之所以从容，是因为他 “不贪额外之财”“不违职责之理”，内心无愧疚、无恐惧。这种 “心安”，是 “品德纯洁” 带来的精神回报 —— 与那些 “贪赃枉法者” 的惶惶不可终日形成鲜明对比。

2.3 历代注家对 “羔羊之德” 的解读：从 “清廉” 到 “君子范式”

《羔羊》诗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历代儒家注家通过解读，不断丰富 “羔羊之德” 的内涵，使其从 “赞美官员清廉” 扩展为 “君子品德的通用范式”。

（1）毛传与郑笺：聚焦 “官员之廉”

汉代是《诗经》经学化的关键时期，毛亨（《毛诗故训传》）与郑玄（《毛诗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代表，对《羔羊》的解读紧扣 “官员道德”：

毛传：“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毛传将《羔羊》与《召南?鹊巢》（赞美诸侯夫人贤德）联系起来，认为《羔羊》是 “文王之政” 的体现 —— 召南的官员因受文王教化，故能 “节俭正直”，其德如羔羊；

郑笺：“退食，谓减膳也。自公，从公门入私门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言其行步委蛇，自得其道，不失礼也。”

郑玄进一步解释 “退食自公”：“退食” 并非 “退下吃饭”，而是 “减膳”（体现节俭），“自公” 是 “从公门回私门”（不越职、不贪公），“委蛇” 是 “不失礼”（行为端正）—— 将 “羔羊之德” 具体化为 “节俭、正直、守礼” 三大官员道德准则。

（2）朱熹《诗集传》：扩展 “君子之德”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羔羊》的解读突破了 “官员” 的局限，将 “羔羊之德” 扩展为 “君子之德”：

“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有羔羊之德，故其诗如此。羔羊，小物，然其皮可为裘，其毛可为丝，皆有用之物，而又洁白，故以比君子之德。”

朱熹认为，“羔羊” 的 “有用”（皮可制裘、毛可制丝）象征君子的 “有能”（能履行职责），“洁白” 象征君子的 “有德”（品德纯洁）——“羔羊之德” 不再仅是官员的道德，而是所有君子（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式：既要 “有能”（办实事），又要 “有德”（守本心）。

（3）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回归 “民情之颂”

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反对汉代注家的 “教化说”，主张回归诗歌的原始语境 ——“此诗乃美大夫廉而有节，安于其职，而无苟且之心也。” 他认为，《羔羊》并非周天子的 “教化诗”，而是召南民众对 “清廉官员” 的自发歌咏：民众看到官员穿着羔羊皮朝服，从容从官府退下，不贪不占，故心生赞美 —— 这一解读更贴近 “国风” 作为 “民歌” 的本质，也印证了 “羔羊之德” 是民众对 “好官员” 的朴素期待。

第三章 辩证：“墨悲丝染” 与 “诗赞羔羊” 的内在关联

“墨悲丝染” 与 “诗赞羔羊”，虽出自墨家与儒家两大不同学派，却在 “人性修养” 的核心命题上形成了深刻的互补与呼应。二者一 “警” 一 “立”，一 “忧” 一 “赞”，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如何守护品德” 的完整逻辑。

3.1 共同核心：“洁白” 意象的双重指向

“墨悲丝染” 与 “诗赞羔羊” 的最直接关联，是对 “洁白” 意象的共同使用 ——“丝之洁” 与 “羔羊之洁”，虽载体不同，却指向同一核心：“洁白” 是人性与品德的理想状态。

（1）“洁白” 的本质：无染、无伪、无私

无论是 “素丝” 还是 “羔羊”，其 “洁白” 都具有三层内涵：

无染：未被外界杂质污染（丝未染、羔羊毛色纯），象征人性未被恶俗影响、品德未被贪欲侵蚀；

无伪：天然本真，不刻意修饰（丝的洁白是天生，羔羊的毛色是天生），象征君子 “表里如一”—— 外在行为与内在品德一致，不虚伪、不做作；

无私：丝可制衣（服务于人），羔羊可提供皮、毛（服务于人），象征君子 “利他”—— 官员为民众服务，君子为社会尽责，不自私、不贪利。

这种 “洁白” 并非 “无知的纯洁”（如婴儿的懵懂），而是 “自觉的坚守”—— 丝需 “慎染” 才能保持洁白，羔羊的洁需与 “委蛇” 的行为结合才能体现德，二者都强调 “洁白” 是需要主动守护的状态。

（2）“洁白” 的价值：个人安身与社会安定

“洁白” 的价值，在墨子与《诗经》中均体现为 “个人” 与 “社会” 两个层面：

对个人：“洁白” 是安身之本 —— 墨子认为，“染于善” 则 “身日安，名日荣”（个人安全、名声荣耀）；《羔羊》诗认为，“洁白” 则 “委蛇委蛇”（内心从容、无灾无祸）；

对社会：“洁白” 是安定之基 —— 墨子认为，君主 “染于贤臣” 则 “天下治”，民众 “染于善” 则 “社会和”；《诗经》认为，官员 “洁白” 则 “民众服”，社会 “风俗淳”。

二者都承认：个人的 “洁白” 品德，是社会安定的微观基础；社会的 “善染” 环境，是个人 “洁白” 的宏观保障—— 这一 “个人与社会互动” 的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智慧之一。

3.2 互补维度：警惕与坚守 —— 修身的一体两面

“墨悲丝染” 与 “诗赞羔羊” 的深层关联，在于它们分别回答了 “修身” 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何避免变坏” 与 “如何成为好人”。

（1）“墨悲丝染”：回答 “如何避免变坏”—— 警惕环境的负面影响

墨子的 “悲叹” 与 “慎染”，本质上是 “修身的防御维度”：

它不直接告诉人 “如何为善”，而是警告人 “如何防恶”—— 通过选择 “善染”（贤臣、仁人、善俗），远离 “恶染”（佞臣、恶人、恶俗），避免被环境拖入 “恶” 的深渊；

它强调 “修身的被动性”—— 人并非天生强大，易受环境影响，故需 “慎之又慎”，如同守护一件易碎的珍宝（素丝），稍有不慎便会 “染黑”；

它的目标是 “不恶”—— 通过 “慎染”，至少保证自己 “不坏”，这是 “为善” 的前提。

（2）“诗赞羔羊”：回答 “如何成为好人”—— 确立品德的正面范式

《羔羊》诗的 “赞美” 与 “羔羊之德”，本质上是 “修身的进攻维度”：

它不直接警告人 “如何防恶”，而是告诉人 “如何为善”—— 以 “羔羊之德”（洁白、清廉、守礼、从容）为榜样，主动修养自己的品德，成为 “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