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策功茂实 ，勒碑刻铭 （lè bēi kè ming）（1/2）

一、文字溯源：从字词本义到语义建构

（一）单字释义：精准的语义定位

“策” 字本义为古代用以记事的竹片或木片，《说文解字》释为 “马箠也，从竹朿声”，后引申为记录、谋划、册命三重核心含义。在 “策功” 语境中，“策” 取 “记录、册定” 之意，强调对功绩的系统性梳理与官方认证，区别于民间自发的口碑传颂。

“功” 字从力从工，《尔雅?释诂》解为 “绩也、勋也”，特指通过心力、劳力创造的实质性成就，既包括军事征伐的战功，也涵盖治国理政的政绩、文化创造的文功。其核心要义在于 “实”，排斥虚饰浮夸的所谓 “功绩”。

“茂实” 二字连用，“茂” 本指草木繁盛，《诗经?大雅?生民》有 “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以植物生长的饱满状态比喻功绩的丰沛厚重；“实” 则直指实在、确实，与 “虚” 相对，强调功绩的可验证性与客观性，二者叠加，精准传递出 “功绩丰茂且真实可信” 的语义。

“勒碑刻铭” 四字中，“勒” 为关键动作，《说文解字》释为 “马头络衔也”，后引申为 “雕刻”，特指用工具将文字深刻于坚硬材质之上，暗含 “庄重、永久” 之意；“碑” 最初为古人下葬时牵引棺木的石柱，后演变为刻载文字的方形石版，《释名?释典艺》载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棺也”，其材质的耐久性决定了其 “传世” 的功能；“铭” 则是刻于器物或碑石上的文字，《文心雕龙?铭箴》云 “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强调其 “述功、警诫” 的双重作用，“刻铭” 即把铭记功绩的文字雕刻成形。

（二）短语合成：对仗中的语义强化

“策功茂实” 与 “勒碑刻铭” 构成严格的对偶句式，词性相对、语义相承。前句侧重 “功的认定”，即通过官方流程梳理并确认丰茂真实的功绩；后句侧重 “功的传承”，即用碑刻这一载体将认定后的功绩永久记录。二者形成 “从认定到传播” 的完整逻辑链，缺一不可 —— 无 “策功茂实”，则碑刻内容失实；无 “勒碑刻铭”，则功绩无以传世，这种语义建构既体现了中国古代 “求真务实” 的认知观，也彰显了 “慎终追远” 的历史观。

二、历史语境：短语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土壤

（一）策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策功” 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依托于古代完善的功勋评定制度。早在夏商时期，已有 “爵以功为差” 的记载，西周时期形成 “策命” 制度，周天子通过颁发竹策（策书）的方式，册封诸侯、表彰功臣，《周礼?春官?内史》载 “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策书不仅记录功绩，更赋予受表彰者相应的政治特权与礼制待遇。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策功” 成为激励将士的重要手段，秦国的 “二十级军功爵制” 便是典型代表，将士凭斩获敌军首级的数量获得爵位，功绩记录于简策之上，作为晋升依据。汉代承袭秦制，进一步完善策功体系，分为 “武功” 与 “文功” 两类，武功侧重军事征伐，文功侧重治国安邦，如萧何因 “镇国家、抚百姓” 的文功被策为酂侯，韩信因 “略取诸侯” 的武功被策为淮阴侯。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策功制度虽受门第影响，但仍保持其核心功能，《千字文》诞生于这一时期，“策功茂实” 正是对当时官方功勋评定标准的凝练 —— 既要求功绩 “茂”（数量多、影响大），更要求 “实”（符合礼制、有据可查），体现了对门阀士族虚夸风气的隐性批判。

（二）碑刻铭文化的形成与兴盛

“勒碑刻铭” 的实践早于文字记载，新石器时代的石刻符号可视为其雏形，而真正成熟的碑刻铭文化始于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东巡并刻石纪功，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以 “刻石颂秦德” 的方式，将帝王功绩铭刻于名山之上，开启了 “勒碑刻铭” 的官方传统。

汉代是碑刻铭文化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碑刻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包括功德碑、墓碑、庙碑等。功德碑如《曹全碑》，记录曹全 “讨疏勒、平西域” 的战功与 “兴造学校、赈济贫民” 的政绩；墓碑如《张迁碑》，详述张迁的生平功绩与品德修养。汉代碑刻不仅文字严谨，更形成了固定的体例，通常包括 “序”（介绍背景）、“铭”（颂扬功绩）、“颂”（总结评价）三部分，成为 “勒碑刻铭” 的典范格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刻铭文化持续发展，虽受战乱影响，大型碑刻减少，但小型碑铭、墓志增多，且书法艺术价值显着提升，如《龙门二十品》中的碑刻，既记录功绩，又成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的碑刻铭更注重 “纪实性”，强调对功绩细节的准确刻画，与 “策功茂实” 的要求形成完美呼应。

三、文化内涵：功勋书写的多重维度

（一）政治维度：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工具

“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从诞生之初便与政治权力紧密绑定，成为统治者建构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 “策功”，统治者对功绩进行官方认证，明确 “何为功绩” 的标准，将个人或群体的行为纳入国家认可的价值体系，从而引导社会价值观，维护统治秩序。例如，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的战功被详细策录，既彰显了帝王的用人之道，更向天下传递 “忠君报国” 的价值导向。

另一方面，通过 “勒碑刻铭”，统治者将功绩转化为永久的文化符号，实现权力的可视化与神圣化。碑刻通常立于都城、名山、宗庙等公共空间，其材质的坚硬与位置的公共性，使得功绩被赋予 “天经地义” 的权威属性，不仅让当代人认同，更向后世传递统治的合法性。如《封燕然山铭》，东汉窦宪北击匈奴后，“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通过在漠北名山刻石，将汉朝的军事功绩与天威联系起来，强化了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二）伦理维度：“立功立德” 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体系中，“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集中体现了 “立功” 的追求，同时与 “立德” 紧密关联。古代社会对 “功” 的认定，并非单纯以成败论英雄，更强调功绩背后的道德内核 ——“功” 必须符合 “仁”“义”“礼” 等伦理规范，否则即便成就显着，也难以被官方 “策录” 并 “刻铭”。

例如，商纣王时期的妲己虽有一定政治影响力，但其行为违背仁政伦理，后世无任何碑刻为其 “策功”；而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 “北伐中原” 的功绩虽未完全实现，但因符合 “忠君”“兴复汉室” 的伦理追求，被历代王朝策功铭记，成都武侯祠的碑刻群便是明证。这种 “功德合一” 的要求，使得 “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超越了单纯的功绩记录，成为引导社会伦理的重要载体。

（三）艺术维度：文字与材质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