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俊乂密勿 （jun yi ）， 多士寔宁 （ shi ning）。（1/2）

俊乂密勿 (jun yi mi wu)， 多士寔宁 (duo shi shi ning)。是对中国古代 “贤才治国” 理念的高度凝练。“俊乂（jun yi）” 指德才兼备的贤士，“俊” 侧重才智卓越，“乂” 强调品行端正，《尚书?皋陶谟》载 “俊乂在官”，最早将二者联用指代治国贤才；“密勿” 意为勤勉笃实，《汉书?刘向传》“密勿从事，不敢宣怠”，形容贤才兢兢业业履职；“多士” 即众多贤才，《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早已将 “多士” 与 “国家安宁” 绑定；“寔宁（shi ning）” 中 “寔” 为 “确实、实在”，“宁” 指天下安定，意为 “贤才群体是国家真正的安定根基”。

这八字命题并非孤立的道德劝诫，而是周兴嗣基于南朝士族政治弊端的反思 —— 梁武帝时期虽文化兴盛，但士族垄断官场、贤才被压制，导致朝政腐败。周兴嗣借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既回溯先秦至汉唐 “重贤兴邦” 的历史经验，也暗劝统治者 “广纳贤才、激励勤勉”。其核心逻辑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依赖君主个人英明，而依赖 “贤才群体的持续勤勉作为”，这一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共识。

一、“俊乂” 的内涵：古代贤才的三重标准

“俊乂” 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中国古代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形成的 “德、才、责” 三位一体的贤才标准。这一标准随时代演变不断丰富，但核心始终围绕 “适配国家治理需求” 展开，可从先秦奠基、汉唐完善、宋明深化三个阶段解析。

1. 先秦奠基：“德才并重，以道统政”

先秦是 “俊乂” 标准的起源期，诸子百家虽政见不同，但均以 “德才兼备” 为贤才核心：

儒家：以 “仁” 为德，以 “礼” 为才

孔子提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主张贤才需兼具道德修养与治国能力：“德” 的核心是 “仁”，即 “爱人”“克己复礼”，如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以道德纯粹为贤；“才” 的核心是 “礼” 与 “政”，即通晓周礼、擅长治民，如子贡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实务能力为贤。孟子进一步提出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将 “俊乂” 与 “仁政” 绑定，认为贤才是推行 “制民之产”“教民孝悌” 的关键力量。

法家：以 “公” 为德，以 “术” 为才

法家虽轻道德，但并非无 “德” 标准：商鞅提出 “利国、利民、利君” 为 “公德”，反对 “私德”（如儒家的 “孝悌”），认为贤才需 “去私行公”，如吴起 “杀妻求将” 虽违私德，但因 “治军严明、强魏弱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被法家视为 “俊乂”；“才” 的核心是 “术”（治国之术）与 “法”（制度建设），如韩非主张贤才需 “明法审令”“循名责实”，能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富国强兵”。

墨家：以 “兼” 为德，以 “技” 为才

墨家以 “兼爱”“非攻” 为核心 “德” 标准，主张贤才需 “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墨子?兼爱中》）；“才” 的核心是实用技术与治理能力，如墨子本人 “巧传则求其故”（《墨子?经上》），擅长制作守城器械，其弟子多为 “农与工肆之人”，因 “能耕稼树艺”“能治皮革”（《墨子?尚贤上》），成为墨家认可的 “俊乂”。

先秦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诸侯争霸需求”—— 无论是儒家的 “仁政贤才”、法家的 “法治贤才”，还是墨家的 “实用贤才”，均以 “解决乱世治理问题” 为核心，为后世贤才标准奠定了 “德才结合、务实导向” 的基础。

2. 汉唐完善：“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汉唐是大一统王朝时期，“俊乂” 标准从 “乱世求才” 转向 “治世选贤”，形成 “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的特征，且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科举制）固化为具体标准：

汉代：“孝廉” 为核，“经术” 为基

汉代以察举制选拔贤才，核心科目是 “孝廉”，这是 “德” 标准的制度化：“孝” 指孝顺父母，“廉” 指廉洁奉公，如董仲舒 “居家推孝，乡党推廉”（《汉书?董仲舒传》），因 “孝廉” 被举荐为博士；“才” 的标准是 “经术”（儒家经典）与 “吏能”（行政能力），如公孙弘 “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既通经术，又能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的贤相，体现 “礼法兼顾” 的 “俊乂” 特质。

唐代：“德行为先，才艺为次”

唐代科举制初步完善，《唐六典》明确科举选官标准：“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看似重 “才”，实则 “德” 为前提 —— 考生需先通过 “乡贡” 审核，由地方官考察 “德行敦厚、节义可称”（《通典?选举二》），如狄仁杰 “举明经，授汴州判佐”（《旧唐书?狄仁杰传》），不仅 “判事精明”，更因 “犯颜直谏”“体恤百姓”，成为武则天时期的 “国之柱石”，是唐代 “德才兼备” 俊乂的典范。

汉唐的 “俊乂” 标准，突出 “适配大一统治理需求”—— 既要通过 “德”（孝廉、德行）维护社会伦理与皇权稳定，又要通过 “才”（经术、吏能）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政务，选官制度的完善使 “俊乂” 从 “理想人格” 变为 “可选拔、可任用” 的治理力量。

3. 宋明深化：“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宋明理学兴起后，“俊乂” 标准进一步深化，将 “德” 从 “外在行为” 转向 “内在心术”，强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大学》），形成 “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的特征：

宋代：“存天理，灭人欲” 为德，“格物致知” 为才

朱熹主张贤才需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将 “德” 定义为 “内心的天理纯净”，如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其 “德” 不仅是廉洁奉公，更是 “以天下为己任” 的内心格局；“才” 的核心是 “格物致知”，即通过探究事物原理获得治国智慧，如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以 “经术济世” 的才能推行变法，虽争议颇多，但仍被宋代士大夫视为 “俊乂” 代表。

明代：“知行合一” 为德，“务实致用” 为才

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主张 “德” 与 “行” 统一，贤才需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如海瑞 “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不仅 “廉洁”（德），更以 “冒死上疏”（行）践行良知；“才” 的标准是 “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如徐光启 “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明史?徐光启传》），编着《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将西方科技与中国实际结合，成为明代 “实学贤才” 的典范。

宋明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君主专制强化需求”—— 通过 “心术” 标准强化对贤才的思想控制，同时通过 “家国同构” 将贤才的个人理想与王朝治理绑定，使 “俊乂” 成为 “忠君、忧国、利民” 的统一体。

二、“密勿” 的实践：贤才群体的治国作为

“密勿” 即勤勉笃实，是 “俊乂” 从 “理想标准” 转化为 “治理实效” 的关键。中国古代贤才群体的 “密勿” 实践，并非单一的 “努力工作”，而是围绕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 四大核心领域，形成系统性的治理行动，不同朝代的贤才群体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 “勤勉务实” 的本质一致。

1. 政治治理：勤勉辅政，革除弊政

政治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辅佐君主、整顿吏治、化解危机”，贤才群体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勉，将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维护政治稳定：

汉代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 的后勤之勤

萧何作为刘邦的丞相，其 “密勿” 体现在 “务实后勤” 与 “制度建设”：楚汉战争期间，刘邦 “数失军遁去”，萧何始终 “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史记?萧相国世家》），不仅 “转漕给军，未尝乏绝”（勤勉保障粮草），还 “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勤勉构建制度）；刘邦称帝后，萧何又 “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奠定汉代法律基础。史载萧何 “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甚至 “贱买民田宅数千万” 以自污名节，避免刘邦猜忌，其勤勉既为汉朝稳定奠基，也体现 “俊乂” 的政治智慧。

唐代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 的辅政之勤

房玄龄为唐太宗宰相，其 “密勿” 体现在 “细致辅政” 与 “人才选拔”：贞观年间，房玄龄 “夙兴夜寐，尽心竭节”（《旧唐书?房玄龄传》），每次上朝 “必言于上前，退而削草，类皆焚之”（勤勉处理奏章，且不留底稿以防泄密）；他还主持修订《唐律疏议》，简化刑法，使 “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新唐书?刑法志》）；更重要的是，房玄龄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先后举荐杜如晦、褚遂良等贤才，形成 “贞观之治” 的贤才群体。唐太宗评价其 “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实则源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

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 的改革之勤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面对明中期 “财政枯竭、吏治腐败” 的危机，以 “密勿” 推动改革：为推行 “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按田亩征收银两），张居正 “不辞辛劳，遍历州县”（《明史?张居正传》），亲自核查土地，制定细则；为整顿吏治，推行 “考成法”，要求 “月有考，岁有稽”，自己则 “夙兴夜寐，批阅奏章至深夜”，甚至 “父丧期间，夺情起复”，坚守岗位。虽改革遭保守派反对，但张居正的勤勉使明朝 “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食货志》），暂时扭转了衰势。

政治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治理细节的把控”—— 从制度设计到政策执行，从人才选拔到危机应对，均需通过持续的勤勉，将 “好理念” 转化为 “好效果”，这是 “俊乂” 区别于 “空谈者” 的核心特质。

2. 经济民生：勤勉兴利，体恤百姓

经济民生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应对灾荒”，贤才群体通过深入基层、务实施策，将 “治国” 与 “利民” 结合，夯实国家安定的经济基础：

战国李悝：“尽地力之教” 的富民之勤

李悝任魏国相时，为解决 “粮荒” 问题，推行 “尽地力之教”：他 “躬身田间，观察农时”（《汉书?食货志》），根据土地质量（上田、中田、下田）制定不同的种植方案，要求 “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多种作物种植，应对灾荒）；还创立 “平籴法”，在丰收时 “以平价收购粮食”，饥荒时 “以平价出售”，避免粮价波动。李悝的勤勉使魏国 “尽地力，而强兵富国”（《史记?平准书》），不仅粮食产量提升，百姓生活也得到改善，为魏国成为战国首强奠定基础。

宋代范仲淹：“荒政三策” 的救灾之勤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恰逢 “浙西大饥，殍殣枕路”（《宋史?范仲淹传》），他以 “创新荒政” 展现 “密勿”：其一，“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官舍，雇佣饥民，以工代赈；其二，“鼓励宴游”，召集富商举办宴会，带动饮食、娱乐行业，增加就业；其三，“降低粮价”，吸引外地粮食流入，同时 “设粥棚，赈济老弱”。范仲淹的勤勉不仅使杭州 “民不流徙”，更开创了 “以工代赈” 的救灾模式，被后世效仿。他在《岳阳楼记》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情怀，正是通过救灾的具体勤勉实践体现。

清代林则徐：“兴修水利” 的利民之勤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面对 “水患频发、农业歉收” 的问题，以 “治水” 为核心展开勤勉工作：他 “亲自勘察河道，绘制水利图”（《清史稿?林则徐传》），主持疏浚吴淞江、黄浦江，修建海塘；为解决资金问题，“带头捐俸，劝说富商捐款”，同时 “严格监督工程质量，日夜巡查工地”；还编写《畿辅水利议》，提出 “北方种稻” 的方案，试图改善北方农业。林则徐的勤勉使江苏 “水患减少，农业丰收”，百姓称其 “林公治水，功在千秋”。

经济民生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百姓需求的回应”—— 治国的根本是 “安民”，而安民需通过勤勉解决 “吃饭、穿衣、救灾” 等实际问题，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真正安定，这正是 “多士寔宁” 的底层逻辑。

3. 文化传承：勤勉治学，教化人心

文化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整理典籍、传承思想、教化百姓”，贤才群体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教育实践，构建文化认同，为国家安定提供思想支撑：

汉代刘向、刘歆：“校勘典籍” 的传学之勤

刘向、刘歆父子受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其 “密勿” 体现在 “细致校勘” 与 “系统分类”：刘向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对每部典籍都 “比对不同版本，纠正错漏”，历时 20 余年完成《别录》（中国最早的目录学着作）；刘歆继承父业，在此基础上编着《七略》，将典籍分为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建立中国古代典籍分类体系。父子二人的勤勉，使秦火后的先秦典籍得以保存，为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奠定了文献基础。

宋代朱熹：“编着典籍” 的传道之勤

朱熹为传承儒家思想，“一生勤勉治学，着作等身”（《宋史?朱熹传》）：他耗时数十年，编着《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 “四书”，并逐句注释，使儒家思想更易传播；还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讲学，制定学规”，提出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培养了大批儒家学者。朱熹的勤勉使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思想，构建了 “君臣、父子、夫妇” 的伦理秩序，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