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杜大学士亲自勘察（1/2）

数月时光，在老庙山亘古不变的寂静与杜铭带来的、几乎不被外人所知的忙碌中，倏忽而逝。

这里的日子，却又因一个人的到来，注入了某种隐秘而持续的加速度，如同冰面下汹涌的暗流。

杜铭，这位被县里大小官员视为“弃子”、在无数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被“发配”至此的管委会副主任。

如同一名技艺高超且极富耐心的工匠，摒弃了一切杂音，悄然入驻这片被外界普遍视为发展“废料场”、再无任何价值的土地。

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怠工，甚至没有向县里打一份要求额外拨款的报告。

他深知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只会引来孟宪平更多的嘲讽和警惕，以及县财政局那套早已演练纯熟的、关于“资金困难、统筹安排”的官腔太极。

他所凭借的，是灵魂深处那份属于前朝大学士赵贞吉的、超越时代的宏观洞察力与见微知着的务实手段。

这种能力穿越时空，在他身上苏醒，让他能于绝望中看见希望，于荒芜中窥见繁盛。他最大限度地调动着老庙山管委会这具“休克”机构仅存的微弱脉搏，以及那漫山遍野、沉默却丰饶无比的自然禀赋。

他的办公室灯光常常亮至深夜，映照着墙上那张巨大而斑驳的老庙山区域地图，上面渐渐布满了只有他自己能完全读懂的符号与标记。

他甚至巧妙地、不露痕迹地借助了远在南安县的矿老板王大发那点“江湖义气”和近乎本能的投资眼光。

王大发是个粗人，对“算力”、“数据中心”这些概念云里雾里，但他认人，他认准了杜铭这个人身上有种不同于寻常官员的“气”，更认准杜铭将来绝非池中之物。

这笔投资，他投的是未来。于是，以“支援山区兄弟单位建设，略尽绵薄之力”为名，王大发私下里派人送来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几套还算精准的gps测量仪器、一批高能量食品和药品、几台二手但对老庙山而言堪称顶配的电脑，甚至还有一辆车况良好的二手越野车。

这些物资对于财大气粗的县里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一穷二白、账面上几乎只有人头费的老庙山，无异于雪中送炭，解决了初期勘察和前期准备工作的燃眉之急。

杜铭坦然受之，只是在一个深夜给王大发去了个简短的电话，没有过多客套，只说了句：“王总，情谊我记下了。”一切都在台面下悄然进行，未起任何波澜，仿佛从未发生过。

他的工作绝非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

抵达后的第二周，他便拉上那位对此地了如指掌却又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习惯于混日子的副主任老李，开始了堪称艰苦卓绝的实地勘察。

出发那天清晨，雾气氤氲，杜铭换上一身耐磨的冲锋衣裤和登山鞋，背着一个塞满了工具的行囊，出现在管委会门口，让睡眼惺忪的老李愣了一下，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位副主任，而是一个专业的勘探队员。

第一步，是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和水脉。杜铭认为，水是这一切的血液，是未来可能的数据中心冷却和备用的生命线。

他们没有，也无法依赖更现代化的精密测量设备，很多时候，全靠一双脚板、一个老李翻出来的老旧却依旧灵敏的罗盘、一支笔和一个厚厚的、很快就被翻毛了边的笔记本。

杜铭坚决拒绝了老李“坐车到附近几个点看看”的建议，他坚持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感知、去触摸这片土地的温度与脉搏。“坐在车里，隔着玻璃，山不会对你说话。”他对老李这样解释。

他们沿着辖区内几条主要的河流——青龙溪、白石涧、黑水河，溯源而上。

湍急处，水声轰鸣，白沫飞溅，杜铭会让老李停下脚步，他则长时间伫立在湿滑的巨石上，仔细观察水流的势能、速度和落差，让老李回忆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位变化幅度，并在笔记本上快速勾勒着草图，记录着数据。

平缓处，他则会蹲下身，用手指试探水温，捧起水观察清澈度，目测河道的宽度与深度，用步伐丈量距离，思考未来若在此筑坝或引水，需要怎样的工程量和潜在影响。

那双曾经在紫禁城青石板路上踱步思考国是的脚，如今坚定地踩在布满尖锐砾石和湿滑苔藓的河滩上，每一步都踏实而沉稳。

对于山里那几座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早已被遗忘、近乎半废弃的小水电站，杜铭表现出了极大的、甚至有些偏执的兴趣。

他不仅让老李想方设法从档案室积满灰尘的角落里翻出了建设之初泛黄、脆化的技术档案图纸，更是亲自钻入轰鸣作响、弥漫着机油和潮湿气息的机房。

他不顾机器的油污和震耳欲聋的噪音，打着手电，近距离观察那些早已过时、锈迹斑斑的发电机组，用手指触摸轴承的温度，倾听运转时是否有异响。

他详细记录每一座电站的铭牌信息：装机容量、设计水头、额定流量。

他拉着看守电站的、牙齿都快掉光的老师傅，一边递上烟，一边详细询问实际发电小时数、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每年检修遇到的难题、以及运营维护中那些图纸上看不到的具体问题。

他甚至凭着赵贞吉当年督办河工、兴修水利积淀下的那份对水利工程的直觉和理解，对着模糊的图纸和巨大的水坝实体结构，向老师傅和老李比划着，询问如果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扩容一两个小型的、高效的机组，潜在的工程空间有多大，所需的大致成本和工期要多少。

老李从一开始的不解、抱怨，甚至暗地里觉得这位新领导是“瞎折腾”、“不懂规矩”，渐渐被杜铭身上那股异常的专注、忘我的投入、以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切中要害的务实劲儿所感染。

他开始下意识地翻箱倒柜地寻找自己尘封多年的记忆和可能存留的零星资料，回答杜铭的问题时，不再是“大概”、“可能”，而是变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认真，甚至偶尔会主动补充一些关键细节。

他看着杜铭趴在发电机上记录数据的身影，眼神复杂，混着疑惑、惊讶，以及一丝久违了的、被点燃的工作热情。

第二步，是确认这片土地的“根骨”是否硬朗可靠。

算力中心非同小可，其对地质稳定性的要求极高，必须是能承受百年之重的坚实基座。杜铭深知此事关乎未来事业的百年大计，绝不能有丝毫马虎和侥幸。

他让老李动用了一切可能的人脉和关系，几乎是“掘地三尺”，终于从县档案馆的故纸堆里，以及当年参与过勘探、如今已退休在家的老地质队员家中，找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省地质队在这一带进行普查找矿时留下的零星勘探报告。

这些报告纸张泛黄脆弱，字迹模糊，手绘的图表粗糙，但其关于区域地层构造、主要岩性、历史地震活动性记录、以及初步判断的地质灾害，如滑坡、崩塌、泥石流隐患点的结论，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参考价值。

杜铭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两夜，拉上窗帘，台灯的光晕照亮桌案。他将这些陈旧破碎的信息视为拼图，与连日来实地观察到的山体走向、岩层裸露情况、河流下切形态、植被分布特征相互印证，在脑中构建起老庙山地下世界的三维模型。

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快速记录，时而在地图上来回比划，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