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2/2）

他坚信，生产之物，唯有通过交易，方能实现其价值，焕发生机。

尽管深知此策必遭猛烈抨击，但他从后世模糊的记忆碎片中，清晰地看到了商业繁荣所能引爆的、足以撼动天下的巨大能量。

“干就完了！”这份近乎莽撞的决心背后，是对富国强兵近乎燃烧般的极致渴望，是一国君主不容置疑的意志。

他新设税务司，专掌税赋征收。在相父诸葛亮的鼎力相助下，加之自身对古今治道之领悟，终于颁行一部暂行商法，明定规章、肃整市肆，并将其载入蜀科，公告天下。

税务司直隶天子，不受任何掣肘——但是，经商可以，必须老实缴税；牟利无妨，却不得违法乱纪。

初时的气象，确有一番新天新地之意。

商法甫出，政令初行，成都街市竟显出几分前所未见的整肃活力。

刘禅坐镇宫中，偶尔听得市井喧哗亦觉欣喜，仿佛已见涓涓商税汇成强军之源。

他甚至有片刻恍惚，以为这积重难返的国势，已经彻底被他一丝一缕地扭转过来……

也正是在这稍觉宽松的间隙，他忽然想起了三个几乎被遗忘的人：宗预、麋威、陈震。派他们寻访神医张仲景，至今未有音信，算算时日，也该快回成都了罢？

——然而现实的浪潮，从不因人的片刻恍神而止息。

初时的顺利不过是风起前的寂静，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限荒令》的推行，虽借清算张氏之威而势如破竹，可一旦触及天下世家根本之利，所遇抵抗之顽、之猛，远超预期。

而这一次，屹立于潮头全力相抗的，竟是位高权重、手握重兵的中都护李严！ 李严坐镇永安，手握部分军权，地位尊崇，其怨怼也更深。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竭力为士族豪强代言的顶级权贵，其出身却并非传统的经学传家之高门士族，而是以吏干和军功崛起的豪强阶层。

但权力的异化正在于此：如今他已贵为托孤重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蜀汉政权中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首脑与代表。

此刻，他正在江州府邸的密室内，对几位心腹太守和豪族代表愤然作色，声音压抑着滔天怒火，几乎要将屋顶掀翻：

“诸葛孔明欺人太甚！清丈土地，括隐户口？这分明是要掘我等士族之根，断我等传承之基！他在成都一言九鼎，莫非真以为这巴蜀之地，离了他那套严苛峻法就转不动了吗？简直是赶尽杀绝！”

他素来自矜，与诸葛亮隙怨颇深，痛恨其专权，视《限荒令》为诸葛亮进一步削夺其权柄、打击其势力的恶毒工具。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权位之争，更是两种理念的终极碰撞。诸葛亮欲以法治国，强公室、抑私门，追求的是富国强兵以图中原；

而李严，无论其初衷为何，此刻已坚定地站在了竭力维持特权的豪门大族一边，成为了旧秩序的守护者。这是他与其政治对手之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区别！

因此，他不再局限于上书，而是联合江州、巴郡等地太守、豪族，或阳奉阴违，拖延清丈；或借口山蛮骚动、粮饷不继，要求暂缓施行； 甚至暗中指使属下，散布流言，称《限荒令》实为“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恐逼反地方云云。

其势大根深，盘根错节，一时间，竟让董允、蒋琬等人感到了如山岳压顶般的巨大压力，推行速度在巴西、巴东等地明显迟滞，如陷泥沼，政令不出官衙！

面对李严及其党羽在地方掀起的惊涛骇浪，相父诸葛亮只是冷眼旁观。

他深知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必将触动最顽固的利益坚冰，李严的激烈反应，早在他意料之中。

他并不急于弹压，而是如精密的弈者，静观其局，等待着对手在躁进中自行露出破绽。

所有的阳奉阴违、流言蜚语，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成为了日后清算的桩桩铁证。

而深宫之中的皇帝刘禅，则是冷哼一声，心中冷笑不已。

他早已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孩童，李严自恃功高、拥兵自重的姿态早已让他如鲠在喉。

“若是以前，朕或还怜惜其才华，更为了蜀汉国中稳定，不忍心动他。此刻他竟然如此坚决地阻挠新政，自绝于国家，那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

然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刘禅，早已学会了隐忍。

他表面上严格保持着“虚静以待”的姿态，仿佛对前方的阻力一无所知，完全信赖相父与朝中公卿去处理，自己则安然居于深宫。但他锐利的目光，早已穿透宫墙，牢牢锁定了永安的方向。

他与他的相父，此刻已心意相通，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李严自己露出马脚，犯下那个足以致命的大错！

刘禅与诸葛亮，这对君臣深知李严乃是一条足够分量的“大鱼”，其挣扎早在预料之中，甚至可说是他们推行《限荒令》、刻意逼出的反应。唯有让其自行跳出水面，才能将其势力连根拔起。

他们手中并非无牌。那份由老太监供出的、记录详实的受贿名单，以及狱中世家代表画押的供词，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寒意森森，随时可予致命一击。

刘禅第一次看到那份名单上李严及其党羽的名字与后面那串惊人的数字时，眼中闪过的是冰冷刺骨、足以冻结血液的厉芒。但他以极大的帝王毅力克制住了——现在，还不到亮出屠刀的时候。

此刻，刘禅与诸葛亮皆认为时机未至，“温水煮青蛙”方为上策。相父诸葛亮也表示此时正值开春，农事为国之根本，不宜大动干戈，此策乃是老成谋国之举。

于是，一套绵里藏针的组合拳悄然打出： 刘禅一方面令蒋琬、费祎全力主持春耕事务，相父诸葛亮则总揽全局，坐镇中枢。

值得注意的是，历经涪城张氏谋逆一案后，相父诸葛亮不再如往日般事必躬亲、夙夜忧叹，转而更多运筹帷幄、抓大放小。这策略上的微调，反倒取得了奇效。

这倒让刘禅放下了一大块心病。 他见相父日渐精神，身体不再那么消瘦，背也不再那么佝偻，不禁感慨万千。

原本自己极度担忧相父的身体，恐他寿数难长，甚至不及史上所载的五十四岁——这份深重的忧虑，竟在涪城张氏被平定、相父主动减负之后，迎刃而解。相父能活得更久一些，有他亲自掌舵，刘禅心中才最觉踏实、安稳。

而在诸葛亮的统筹与蒋、费二人的具体执行下，朝中政务也依然井然有序。

蒋琬、费祎二人果然未负相父所托，顶住压力，坚守原则，依法施政，策略清晰地将力量集中于已掌控区域：先将成都平原、涪城一带及已稳固掌控的官田加紧春耕，确保国家根基的粮食生产不受影响。

对于李严势力盘踞的巴东、巴西等地，成都的中央政令虽如泥牛入海，但这份刻意的“停滞”本身，也正成为一张不断收紧的网。表面的平静之下，激流正在涌动，只待那最终收网的时机到来。

春耕如火如荼，曲辕犁极其高效，但眼下产能严重不足。南中台登地区的铁矿石运输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这一现实难题令蒋琬焦头烂额，却也激发出他无穷的斗志。

另一方面，刘禅命董允自李严势力薄弱之处率先突破，以作表率；

同时又密令李敏，加紧搜集李严及其党羽的不法罪证，暗中布下天罗地网，尤其留意其是否与境外势力存在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静待那决定性的一击致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