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潜流·初芒（2/2）

写毕，张显宗与沈拓细看。沈拓首先发问：“殿下，同时照会冲突双方，若双方皆不予理会，甚至迁怒于我，当如何？”

朱雄英答：“照会措辞须谨慎，强调中立与维护商贸秩序，而非偏袒任何一方。此举首要在于表明态度，拖延时间。即便双方不理，我侨民撤离与寻求第三地庇护之行动亦在进行中。且我朝在满剌加仍有少量护卫舰只，可做出必要戒备姿态，显示存在，而非直接介入。”

张显宗问：“若藩属或土邦惧于西夷威势，不敢援手，又当如何？”

“故需多管齐下。并非倚重其出兵，而是争取其提供泊地、补给或情报便利。利益所在，总有可争取者。即便皆不应，我之努力已显，可凝聚侨心，亦为日后交涉留有余地。”朱雄英对答渐趋流畅。

“殿下可知，此策中最难为何？”沈拓再问。

朱雄英想了想：“一是情报传递之速度与准确性，万里海疆，消息滞后可能致命。二是前线主事之人临机决断之胆略与分寸，既不能畏缩失责，亦不能擅启边衅。三是……朝廷与前线之互信与授权。若事事待中枢决断，必失先机。”

张显宗与沈拓相视点头，眼中均有赞许。太子的应对虽显稚嫩，但思路清晰，考虑相对周全，尤其对“信息”、“授权”、“多方周旋”等关键点的认识，已超越寻常纸上谈兵。

“殿下今日之策，已得应变之要旨。”张显宗总结道，“陛下常言，海疆之事，如驭烈马，缰绳不可太紧亦不可太松，眼光不可只盯马蹄，更需眺望前方路况。殿下已开始学习如何同时握紧缰绳与眺望前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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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的平静之下，暗流终于寻找到一条细微的裂缝。

孔讷最器重的孙子之一，年方十八的孔公鉴，自幼聪颖，不满足于家学仅在经义考据中打转。他通过一些渠道，悄悄收集了江南格物书院刊印的一些算术、地理入门书册，以及海事研习所对外公开的部分风物志略，私下研读。越是阅读，他越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感，同时也越发困惑：圣贤书中构建的天下秩序，与这些书册中描述的海外列国并立、奇技迭出的世界，似乎存在着难以忽视的鸿沟。

这日，他按捺不住，趁向祖父请教《禹贡》地理之机，小心地提出：“祖父，孙儿读《禹贡》，知九州山川形势，乃王道治平之基。然则，今日海外诸番，其国其民其地，远迈九州旧域。若圣人之学果为普世至理，当亦能涵摄、解释此新域新事。我孔门为天下文教所宗，是否……也当有人去了解、甚至去梳理这新域新事，以圣学之光，烛照之，化育之？而非一味视之为蛮夷奇技，拒于门外。”

孔讷闻言，心中一震。他看着孙儿年轻而充满求知欲的脸庞，仿佛看到了某种他既期待又畏惧的未来。孙儿的话，何尝没有道理？但这条路何其险峻！弄不好就是“以圣学附会奇技”，甚至可能被质疑动摇根本。

他沉默良久，严厉呵斥道：“胡说！圣学如日月，自有其恒常之光华，何须刻意烛照蛮夷之事？汝当潜心经典，勿要被外道杂学乱了心性！今日之语，不得再提！”他将孔公鉴训斥一番，命其闭门思过。

然而，夜深人静，孔讷独自在书房，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孙儿的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他本就忧思重重的心田。完全的“不变”，或许真的难以为继了。可是，“变”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变”才能不损圣学本体，又能回应时代？这个难题，比他处理任何家族事务都要沉重百倍。他第一次感到，衍圣公的冠冕，在时代潜流的冲刷下，竟有些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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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夜幕下的广州港。

一艘不起眼的三桅帆船悄悄驶离码头，驶向黑暗的深海。船上载着的，除了货物，还有海事研习所第一批完成基础训练的六名年轻“观察员”。他们将分别前往满剌加、爪哇、暹罗等地，以商行伙计、文书甚至船工等身份为掩护，进行为期至少两年的实地浸润。他们的任务清单上，第一条是：“习其言语，通其习俗，观其政情民风，尤注意西夷诸国在此地之经营策略与实力消长。”最后还有一句格言般的训诫：“知己知彼，百虑不殆。然知己不易，知彼尤难。须忘其形骸，入其肺腑，方可得其真髓。”

陈守拙站在码头的阴影里，目送帆船消失在海平面。他手中摩挲着一枚刚刚从京师以密匣送达的银币——这是格物院用新法试铸的“永乐通宝”样钱，边缘整齐，字迹清晰，用料考究。与银币一同送达的，还有一份朱标关于“逐步规范海上贸易结算，考虑以官铸银币为基准”的初步设想征求意见稿。

海疆的经略，技术的追赶，人才的培养，甚至金融的渗透，都在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步伐推进。蓝玉事件带来的创痛正在结痂，而其留下的最深教训——必须系统、深入、持久地关注和经营海洋——正在转化为一道道具体的政令和行动。

静思园的落叶，东宫的策论，孔府的彷徨，南海的夜航……无数细微的涟漪在帝国的肌体上荡漾开来，它们方向各异，力量不一，有的即将消散，有的则在积蓄能量。无人能确知，这些潜流最终将汇聚成怎样的浪潮。但变化确实在发生，如同深水之下的暗涌，推动着大明这艘巨舰，在历史的洋面上，划出新的、尚未完全明朗的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