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二）（2/2）

王蓉翻开。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字迹工整得惊人。不是日记，更像是零碎的观察和感受：

3月12日，县长今天骂了小梅，因为她手指磨破血沾到零件上。小梅没哭，但去厕所待了很久。

4月5日，清明，梦见我妈。她说家里下雨，屋顶漏了。醒来查银行卡，离发工资还有八天。

5月20日，线上来了个新女孩，十六岁，身份证是借的。她说要挣钱给弟弟上学。她不知道，她弟弟以后也会出来打工。

6月30日，手指关节疼得睡不着。想起小时候我妈的手也是这样，她说女人都这样。

王蓉一页页翻看，感到喉咙发紧。这些朴素的句子，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直接地刺穿了流水线女工的生存真相。

你写得很好。她把本子还回去。

还有什么用。李春芳苦笑，又不能当饭吃。有次我试着投给厂报，编辑说太消极，影响工人积极性。

晚上九点，王蓉借宿在陈姐的办公室隔间。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白天看到的画面在眼前循环：那些麻木的眼神，那些翻飞的手指，那些床头褪色的千纸鹤。

手机震动，周文发来消息：工厂调研怎么样？

她回复：看到了青春以小时计价的现场。一个女工四年寄回家十二万，手指关节炎，儿子不认识她。我们研究劳动力再生产，但没研究这种再生产背后的生命损耗。

周文很快打来电话：你在情绪里。作为研究者……

我知道，要客观。王蓉打断他，但周文，当我看着那个十六岁女孩——她和我外甥李栓柱差不多大——她说要挣钱给弟弟上学时，我想问：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总是姐姐？

电话那头沉默。这就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是由具体的人承担的。王蓉走到窗边，看着厂区的灯火通明，李春芳床头的千纸鹤，是她刚来时叠的，想攒到一千只就回家。四年了，才攒了三百只，因为没时间。她儿子今年五岁，等她攒够一千只，儿子可能已经不需要妈妈了。

挂断电话后，王蓉打开录音笔，回听白天和李春芳的对话。在食堂嘈杂的背景音里，李春芳说过一句话，当时没注意，现在听清了：

有时候觉得，我像个零件。在老家是女儿、姐姐、妈妈，在这里是工号347。只有深夜躺下，摸着账本和儿子的照片，才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王蓉按下暂停键。窗外，夜班的汽笛响起，又一波女工走向车间。她们年轻的背影在路灯下拉长，消失在厂房的巨口里。

她打开文档，标题写上：南方工厂女工：被计较的青春与被搁置的人生。但光标闪烁了很久，只打出一行字：

在这里，我看见了姐姐王玲可能走过的路——如果她当年没有失踪，如果她也成为数千万打工女性中的一员。这条路上，聋哑不是最深的残疾，贫穷才是。而比贫穷更残酷的，是人类本该如此的沉默。

凌晨两点，机器声还在持续。王蓉躺在简易床上，想起李春芳账本上的一句话：今天手指疼，想起小时候我妈说，疼着疼着就习惯了。现在我对我自己说，疼着疼着就习惯了。

她闭上眼睛，却看见无数双在流水线上翻飞的手，叠成一双双大眼睛，望着她，沉默地发问。

田野调查的第二个站点，让她开始怀疑：记录这些苦难，究竟是在打破沉默，还是在消费沉默？如果她的研究不能改变李春芳们的生活，那么这些文字的意义何在？

没有答案。只有窗外的机器，还在不知疲倦地轰鸣，像一颗巨大而冰冷的心脏，搏动着这个时代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