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四）（2/2）

周文几乎秒回：定位发我。别动，我找人接你。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山风渐起，远处村庄亮起零星灯火。王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抱着破损的装备，第一次认真思考这次田野调查的风险。以前读民族志，总看到研究者身份困境、田野伦理冲突，但那些都是纸上概念。直到此刻，当一个愤怒的男人把她的相机摔在地上，她才真切体会到：研究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是介入，而介入必然引发反应。

一小时后，两辆摩托车驶来。是周文，还带着一个当地口音的中年人。周文跳下车，上下打量她：受伤没？

没有。王蓉鼻子一酸，强忍着，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就在邻县做调研，收到你消息就找当地朋友帮忙。周文介绍中年人，这是李哥，县文化馆的，跟这边熟。

李哥跟村里通了电话，眉头紧锁。二柱那混球，又灌黄汤闹事。王老师，今晚先去镇上住，明天我带你来处理这事。

回镇上的路上，王蓉坐在周文摩托车后座，夜风很冷，她下意识抓住他的衣角。

吓到了！周文在前头问。

有点。她老实说，更多是……难过。我以为自己在做对她们有益的事，但在有些人眼里，我是破坏者。

田野就是这样。周文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你以为你在记录，其实你在扰动。你以为你是客人，其实你是变量。关键是怎么在扰动后，还能继续对话。

镇上的招待所条件简陋，但干净。周文帮王蓉检查设备：相机彻底报废，录音笔还能用，笔记本脏了但内容还在。李哥买了热粥和包子送来：先吃点，压压惊。

深夜，王蓉躺在床上，白天那一幕在眼前反复播放。二柱愤怒的脸，翠琴愧疚的泪，围观众人复杂的眼神。她忽然想到：二柱的愤怒，是不是也是一种被边缘者的呐喊？当外界的研究者、记者、官员不断涌入，把他们的生活当作样本时，他们的主体感在哪里？

手机亮起，是翠琴发来的短信：王老师，对不住。二柱酒醒了，也后悔了。他说相机他赔。我们合作社的姐妹都想继续跟你聊，你能再来吗？

王蓉盯着这条消息，很久才回复：告诉二柱哥，相机不用赔。但我有个请求：我想听听他为什么生气。不是作为研究者，就是作为……一个想理解的人。

回复很快来了：他说好。

窗外，镇子已沉入睡眠。王蓉打开录音笔——居然还能工作。她按下录音键，对着小小的麦克风说：

田野调查第四天，遭遇第一次人身威胁。反思：1. 研究者的‘善意’可能被当地权力机构解读为威胁；2. 女性的经济赋权必然触动既有家庭权力关系，可能引发反弹；3. 我的安全预案严重不足；4. 但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沉默的另一面——不是被动承受，是主动的、愤怒的、扭曲的表达。二柱的暴力，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和失控。

她停下，想起离开石洼子时，村口一个老太太悄悄塞给她两个煮鸡蛋，小声说：姑娘，别怪他们，他们怕。

怕什么？怕改变，怕被观看，怕在别人的叙事里失去自己的故事。

录音笔的红灯还在闪烁。王蓉轻声补充：明天我会回去。不是为研究，是为对话。因为打破沉默，需要先听见沉默背后的恐惧。

她关掉录音笔，黑暗中，窗外远远传来狗吠声。这个夜晚，石洼子的许多人大概也睡不着——翠琴，二柱，合作社的妇女们，还有那些围观的人。

而几百公里外，她的姐姐王玲，今晚又睡在哪里？是否也曾遭遇这样的愤怒和驱赶？

王蓉闭上眼睛。田野不再是浪漫的想象，它露出坚硬的、粗糙的、有时危险的质地。但正是这质地，让那些纸上谈兵的结构分析，终于长出了血肉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