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高到贵中（2/2）

我们国立贵州中学师生大队从3月4日自长沙出发，经常德、辰溪到铜仁，全程约1500华里，为时40天，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路上由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严密组织，周到照顾，克服了艰难险阻，使全体学生平安到达学校，得以续诵弦歌。校领导和老师们对于我们流亡学生的体贴和爱护，他们爱生如子的崇高师德是我们全体国立三中的学生所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留将几许写黔东”的今日史页所应该大书特书的。

我们于4月14日抵达铜仁后，看到作为校本部和高中部的原旅部五层大楼，作为女生宿舍的车公馆的雅致小筑，作为初中部的文坛和师范部的文庙的古典建筑，都非常满意。想不到在这遍地烽烟的岁月，在这偏僻的黔东山城，居然有这么多的空闲建筑可以拨给我们作为现成校舍，我们实在太幸福了。

师生们到校后，领导上抓紧雇工整修校舍，添置床桌，举行编级考试，积极准备开学上课。我们这批来自东南地区的流亡学生，抓紧逛铜仁城内的石板街道，用初次见到的大铜板买凤水当水烟吃，访游铜江鹭渡和东山古寺，乐享山青水绿的旖旎风光。只短短一星期，随着编级考试的举行，我编在高三丙班（文科），4月2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就是三中校庆是4月20日的由来。

接着，4月26日，从汉口来的同学三四百人到校，也经过编级考试，插入各班上课。这样，贵州中学全校各班都进入教学正轨，不论晨昏，校园内外的琅琅书声就随处可闻了。

我们到铜仁后，知道我们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校长周邦道庆光夫子是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第一名，道德文重，众所景仰。他亲自制订“仁实勇毅”校训，写作校歌歌词，并订出20条教育方针，每天参加学生的早操、跑步、升降旗典礼，在学生食堂进餐。他办学严谨，诚恳待人，作风正派，为师生们所衷心崇敬。

不论是我们这些亲身接受他教育过的学生，还是他离校后再进三中的同学，无不敬仰周校长的道德风范，永远怀念他对国立三中的卓越贡献。

我们高三的同学因为毕业在即，报考大学的时日无多，所以上课以后，大家都孜孜不倦，埋头苦读。每晚夜自习，老师都到教室点名，教室里除了汽油灯的丝丝作响外，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两个多月的上课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7月初，我们高三就举行毕业考试。那时的毕业考试，由教育部命题，四个国立中学会考，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保送升大学。我那时和家庭已失却联系，没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填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因为读师范学院可以不要钱。

7月中，我考完毕业考试，拿到了国立贵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就再和郑士镕同学一道，去重庆考大学。到重庆以后，我们知道教育部为使战区学生不致失学，在各国立大学设立贷金，凡无家庭经济来源的学生，考取大学后，可以申请贷金，由国家贷给生活费，等毕业工作后再照数偿还。

因此，我和郑士镕同学都报考中央大学政治系，并以第一志愿录取，注册入学。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录取名单中还有我的名字，那就是由贵州中学保送的。

我在铜仁的时间，从1938年的4月14日到7月中，只有3个月。由于拼命抓学习，准备毕业考试，没有怎么玩，所以对母校生活及铜仁风光的回忆，比较模糊，但对从长沙到铜仁这一路上的旅行生活印象反而比较深刻。因此写成这篇短文，表达我对国立三中母校的无限怀念之意，也表达我对母校全体老师们那时对我们战区流亡学生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育的无限感激之情。

陈祥达，男，生于1918年，浙江温岭人。1938年国立三中高中部第一班毕业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退休前在安徽医科大学工作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