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2/2）

当时是男女分校制，在文坛成立了女子部，孙慎疆主其事。

这时，学校领导大换班，李超类校长接替了周校长。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钟宏、殷日炎与朱程表。增设了军训课与公民课，亦成立了三青团组织。

1943年7月高中毕业后，徒步奔赴贵阳，参加为期三个月夏令营训练（在阳明湖畔），并参加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简称“联考”，以前叫“统考”）。为了继承父业，我考入了交通大学。

（三）三中六年的关键性意义与回忆

三中六年，生命史上关键性的六年，白驹过隙，但却恍如昨日，今虽倏忽已是古稀老人，但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

为何是“关键性六年”

第一，当时如无国立中学（共约20多所），我作为一大批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之一，生存的问题与是否走入歧途问题，均难以预卜。

第二，离开母校49年来，生命多坎坷，不仅闯过了日军侵华的火焰，且在战胜了长期的政治迫害，从死亡的边缘上，又坚强地站立了起来。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来自多方面的，而母校的培养、陶冶与锻炼，却是重要的源泉之一。

片段回忆

1939年，由初二升初三，去江口分校，日行90华里，穿的是草鞋，由江口县城去某苗寨作抗日宣传，也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学学会了编织。）生活上的艰苦，是不难想象的。记得一块一市尺见方的粗白布，在高三那年，整整用了一年，洗脸与洗脚用它，洗澡也是它。一把猪鬃牙刷，用了三年（鬃毛倒得平倒了，可以上街花两个钱，重新换毛）。牙膏已是多年不知其味了—— 清刷，有时弄到点岩盐，这是幸运。洗脸、洗澡倒也简单：清洗与干擦，没有肥皂。洗澡当然都是冷水，—— 水与盐，当时都很困难。

晚自习，一人一盏桐油灯，光线暗淡摇晃自不待说，且在翌晨洗脸时，一抠一鼻子黑。

吃的是低劣的糙米，南瓜汤上面飘浮些 “后老婆油”。一个星期打顿 “牙祭” 时，筷子的动作就得加快点，有时怕饭不够，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了（但绝无争打）。由于营养不良，高二时我患了夜盲症。

穿的当然不可能讲究，有限的几件衣服，都是多年一贯制，由初一穿到高中毕业。但是，同学们均无褴褛现象，都很整齐。高三时，男女同学一律发了一套蓝色卡叽布的 “罗斯福呢” 制服，穿起来倒也神气十足。

在营养与知己不良的情况下，同学们都很注意锻炼身体。午饭后，我经常与知己到后山进行日光浴。睡前必作适当运动，还学了 “八段锦”。我虽不是运动员，但从高中起，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这也是我这一辈子，虽饱经冰霜而无疾，青春常驻的原因之一吧！

当年师资水平都很高，有其客观条件—— 沿海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市，因受炮火洗礼，很多大中学校皆疏散到大后方。所以，三中已来了不少在学术界较有声望的老师。我知道并记得的有：许梦同、锦爽秋、汪铭竹、傅求学、邱望湘、张尔美、丁放鹤、周明颐、徐佩璜、陈康、封开基、杨骏、程芸、王佩琼、杨德真、金荫珍、陈鸿先、章斌、魏佩莲等等。

我不是高材生，但由于老师的教导有方，三中六年所学较为扎实，至今受用不尽。

最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同学之间的友好融洽，且相互关怀，虽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为什么？除师长的教诲外，我想，也有个客观原因：来自五湖四海、同受战火洗礼，又都是远离亲人，遭遇相同，处境一样，朝夕相处，这就很自然地捏到一块儿去了。另外，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几乎没有哪位同学，受到过老师严厉批评指责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中六年对我后半生，不论在事业上，为人处事与健康等等各方面，起了多么巨大的关键性作用啊！

三中！母校！我永远怀念您！终身感谢您！

高光祚:现名高光，男，1938年入国立三中初中部，1943年高中毕业。大连医学院副教授。曾任大连市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