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仁走向社会（1/2）

黎维新

我在铜仁国立三中只呆了一个学期，时间并不长，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一行七八人，背着背包，冒着严寒，于1945年年初从玉屏到了铜仁。我们拿着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部证明我们是“流亡学生”的介绍信，见到了三中的校长钟宏。钟宏戴着眼镜，镜片中流露出来的目光是严峻的。他逐一问了我们的姓名，说：“你们先歇下，等文化测试之后再插班就读。”经测试，我如愿地插班读了高中一年二期。

其实，我们当时并非流亡中的学生。我们原在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高中师范部读书，因见学校当局腐败，难以得到温饱和正常的学习，时有怨言。这时有几位同学领头发动罢课，我也积极参与了。学潮过后，尽管校长易人，我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一心想脱离本校，另谋出路。恰巧有位同学的家长同王耀武早年相识，便通过他的关系弄到了第九战区司令部的介绍信，顺利地转到了三中。要是钟宏校长当时知道我们的底细，是决不会收容的。

三中的学校管理严而有序，教师教学认真，学生学习风气也较浓厚，初来乍到，有耳目一新之感。我记得有一位教生物的老师，教学很得法，他上课不是让学生死啃书本，而是联系实际，谈笑风生，使我在生物的奥秘、人体的奥秘面前，大开眼界。有一次，一位同学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他认真地讲了人体的生理构造，既不回避问题，也讲得比较含蓄。他说，结婚是人生的乐趣，也是延续生命的大事，你们以后会懂得的。说得同学们满堂大笑。事后了解，这位老师（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也是因抗日战争流亡到此地的，两夫妇都在三中教书，为人正直、敦厚，生活十分俭朴。象这样令人敬佩的老师，在三中不在少数。

课余，我还常到铜江游泳，或站在铜江桥头，看落日归帆，听林涛鸟鸣，别有一番情趣。我对于日夜奔流不息的铜江是深有感情的，还写过诗，登在当时铜仁的报纸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