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铜仁读书的情况（2/2）

顾先生的讲课已引起班上一些顽固的同学不满。秋末冬初全班同学在铜江边露营，借顾先生少捐野餐费，他们就反对顾先生参加会餐。我仍以班上的名义邀请他参加我们一组的会餐。

四、1940年春，国民党何应钦嫡系28师以剿匪名义已驻扎在铜仁县城外围，准备逮捕所谓共党分子。学校内国民党党员活动频繁，气氛很紧张。余正清、马重兰及刘尤苇等老师不得不先后离开学校。后来，大批进步同学也陆续分头离校，学校发出通知，开除大概30来人的学籍。

这年夏天，国立三中改组，校长由周邦道换成了李超英，师范部改归贵州省立学校，章廷俊顶替黄新运担任校长。在暑假结束时，顾诗灵老师突然被解聘。

1940年冬，形势最为紧张，学校当局函请当地驻军公开逮捕进步学生。12月9日逮捕高中部蒋澄斋，20日逮捕高中部庄世泽、许国华、汪应基、倪祖培、与刘映澄等六人。这时，高中部周乾生与铜仁师范陆玉书等同学紧急离校。高中部被捕的六人，其中四人由学校保释，硬说蒋、庄两人是为首的异党分子，被杀害。（“关于1940年冬国立三中逮捕进步学生事件的回忆”许国华曾写文章发表在1984年《铜仁地区党史资料》第一期）（八十年代，蒋、庄两同学的家庭，通过组织也要求我写了证明。）

1940年12月24日夜，国民党驻军穿了便衣来铜仁师范学校，当时晚自习刚结束，有人来我们班上叫孙孝文、谭孝浚到校长办公室去。顿时教室里的气氛就变了。我因第二天要监厨值日，就回寝室，收拾了剩下的一本苏联小说书，借机又将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纸条在厨房的灶门里烧了，作了万一被捕的准备。过不久，就证实孙、谭俩人被逮捕。过了几天，他俩先后回来找章校长谈话，没有与任何同学讲话，即回被关押的地方。再过几天，获保释。他俩回学校后，心情紧张，不敢与人交谈，暗地里给我打招呼，谈了几句：是学校开列名单逮捕的。铜师写的是我和他俩共三人。罪名是“思想反动，行为不轨……。”学校担保后，各自写了悔改书，就释放。

1941年的“五·一”节，我快毕业时，校长专找我谈话，大意是警告我，并暗示由于我大病之后，健康不佳，12月24日要逮捕又放弃了。（实际是他们没有拿到确实证据）。他们虽已知道我以“柳运”的假姓名订有一些《世界知识》、《时事类编》之类刊物，但未检查到中共中央对皖南事件的声明、对国民党的抗议与皖南事件的实情等宣传品。更未找到我保存的马列主义书刊与谈论时局的信函等。

我保管的进步与革命等“禁书”早已贮藏在学校附近的豆腐铺里。老板很理解，老两口就将书报藏在楼上柴草堆里。我每天早晨去买豆浆，可以来回带些书刊，避免注意。在我毕业前，就将几箱书刊全交给铜仁同学龚福生。

在反共高潮时期，我们留下来的进步学生，还是照常加强自学，假期仍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抗日救国，深入农村调查。与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失去老师的领导与定期的碰头，但必要时，仍传阅中共报刊等宣传品，或明或暗地联系。记得在我痢疾严重时，王以周同学（江苏徐州人），被学校迫害，几次来与我商谈，决定他及时离校。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些天真、纯洁的学生，国共合作初期有阅读进步书刊的条件，抗战的洪流又使我们聚集在铜仁。要求进步，要求民主与自由，不愿做亡国奴，志同道合碰在一起，很自然地形成不拘形式的读书会，交流学习心得，谈论时事，发挥了年轻人美好的理想。

王维新，男，浙江桐庐人。1939年—1941.7在国立三中师范部就读。1945年从事水利建设事业，1950年春从南京调到北京，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