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读书会负责人邹子铭（2/2）

在临近高中毕业时，邹子铭与读书会几个骨干专门研究了今后读书会怎么办的问题，大家决定读书会继续活动下去，由高中部的程可超、裘莲锦与师范部的陈德昭、王维新组成一个核心小组，并请余正清老师领导。这样，三中读书会就有交流协调的核心了。

我们毕业离校的读书会成员，都不参加全国高校的招考报名，分男女两组，女组直接去重庆，男组先去贵阳，目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男组读书会成员还规定了经济、生活、学习上的统一，由邹子铭负责对外联络，杨文起负责学习，柳军岳负责生活管理。这样邹子铭、杨文起、胡垂、谢景炎、章向荣、肖良献和柳军岳等七人，集体离开铜仁到了贵阳，由先退学去贵阳新知书店的吉嘉福、罗宇澄在贵阳花溪租到两间民房，集体开伙生活。不久，肖良猷和章向荣先去重庆找亲友，我们几个人还是坚持着集体生活和学习。不时还参加贵阳新知书店内部的知名人士的时事报告会，并参加二三次座谈。后来，读书会成员中有北上延安与南下皖南的意见分歧，且又发生北上的基金被盗事件，遭受了这一打击，于是由邹子铭联系好八路军去重庆的军车，我们一起到了重庆。

到重庆适是日本空军大轰炸之后，那时，重庆的空房较多，我们就住在一个空仓库里。邹子铭去重庆新华日报馆联系。不几天，华岗（即华西园）同志（当时他是新华日报总编，后任旧政协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等职）来看望我们。他热忱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并以自身实例对我们进行了对敌斗争和气节教育，同时还慰勉我们“抓紧学习，要待机会才能北上，有事可来找我”。事后邹子铭和我们一起去看他几次，华岗同志都是热情地接待并教育启发我们。后来，华岗同志慎重地对我们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你们已去不了陕北，长期地住下来吧，立住脚，在大后方照样可以干革命的。”这是党的指示，于是我们男的去了煤矿当练习生，女的去了纱厂。正在这时候，邹子铭经医生诊断已患有二期肺结核病，他只得去江津白沙他姐姐邹毓真处养病，还不时地与重庆新华日报馆取得联系。这为以后来重庆的国立三中读书会成员，走出了一条继续抗日救国的道路。

邹子铭为什么在杭州就敢于反抗国民党的军训，到铜仁又领导三中读书会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抗，毕业后又带一些同学坐八路军军车赴重庆，与新华日报社经常联系，这不能不联系到他的家庭。他父亲是浙江临安县开明的商业资本家，他大哥邹子铨是中共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在三十年代初，他哥哥奉命组织了一次狱中暴动，失败而被枪决。在临刑前，他慎重地嘱托同狱难友华某（可惜我忘了名字，这个人是华岗的胞弟）：“今后如有可能千万要将我的弟弟邹子铭教育成才，……”（邹子铨烈士专册在五十年代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华某出狱，找到杭州蕙兰中学读书的邹子铭，进行启发教育。以后华某又将此事转托给他的亲哥哥华岗。所以在1943年7月4日邹子铭被病魔夺走生命之前，曾不断地与华岗有联系。

柳军岳（柳柴），男，象山籍。1939年进入国立三中高中部，1940年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政工干部。现已由浙江省检察院离休。